《詠田家》是聶夷中的代表作，也是晚唐詩歌創作中的藝術佳品。詩中運用形象生動的比喻和鮮明對比的表現手法，憤怒地控訴了形形色色的高利貸給唐末農民所帶來的深重苦難，表達了詩人對廣大農民的深厚同情。
詩的前四句為第一層，主要描寫殘酷的高利貸剝削給廣大農民所帶來的剜心割肉般的痛楚。開篇就揭露封建社會農村一種典型“怪”事：“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寫出了農民在青黃不接之時被迫借貸的悲慘境地。二月還未著手養蠶，五月稻子尚處青苗期，然而，貧苦的農民迫于生計，為濟燃眉之急，竟不得不以未來的新絲、新谷作抵押，借上“驢打滾”的高利貸。“二”“五”月極言時間之早，這么早就背上閻王債，足以說明農民已到了山窮水盡、骨枯髓干的地步。“賣”“糶”狀其只出不入，深刻反映了農民的辛酸血淚和無比痛苦。“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兩句，運用比喻的手法，形象地揭示出高利貸吮血噬骨的殘酷剝削本質。“眼前瘡”固然比喻眼前急難，“心頭肉”固然比喻絲谷等農家命根，但這比喻所取得的驚人效果決非“顧得眼前顧不了將來”的概念化表述能及萬一。剜卻性命攸關的“心頭肉”以療眼前毒瘡，是迫不得已，其后果更是不堪想象。舊傷未愈添新傷，窮困伴著死亡行，這就是對當時廣大農民瀕臨絕境的高度概括和生動寫照。“挖肉補瘡”，自古未聞，但如此寫來最能盡情，既深刻又典型，因而成為千古傳誦的名句。
詩的后四句為第二層，主要是直抒胸臆，盡吐胸中塊壘，表達詩人對解決正在激化中的社會矛盾的希望和設想，深寄對“君主”的譏刺之意，表達改良現實的愿望，頗合新樂府倡導者提出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的精神。詩人把解決矛盾的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這反映出作者存在一定的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但是，也從另一個側面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會最高統治者“君王”所代表的個人利益。“君王”之“燭”只照地主豪紳，權貴達官，而其光不可射及逃亡的農舍，即客觀反映其一向只代表豪富的利益而不恤民病，不滿之意見于言外，妙在運用反筆揭示皇帝昏聵，世道不公。“綺羅筵”與“逃亡屋”構成鮮明對比，反映出兩極分化的尖銳階級對立的社會現實，增強了批判性。它形象地暗示出農家賣青破產的原因，又由“逃亡”二字點出其結果必然是：“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呼號而轉徙，饑渴而頓踣”，“非死而徙爾”（柳宗元《捕蛇者說》），充滿作者對田家的同情，并含蓄而尖銳地譏刺了“君王”的不恤黎庶，使讀者能夠透過黑暗的社會現實，思味出那激化社會矛盾的真正罪手。
這首詩之所以向為人們所傳誦，除了它真實而帶有高度概括性地再現了封建社會的黑暗現實、反映了農民的痛苦生活、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之外，還在于它有高超的表現技巧。
首先，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使得詩歌的容量更為廣闊。對農民被迫借取高利貸及其更慘痛的后果，詩人并未明白道出，而是用“剜卻心頭肉”以“醫得眼前瘡”來比喻之。剜肉補瘡，并非根本的療毒之策，它只會造成更加嚴重的新局面。這樣以剜肉補瘡來比喻農民以借高利貸濟燃眉之急，是再形象不過了，也是再具有高度概括力不過的了。這個比喻，一方面使詩歌的形象具備了可感性，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示了問題的本質，使有限的形式容納了無限廣闊深厚的社會內容。
其次，鮮明的對比手法的運用，把封建社會中貧富懸殊的階級差別給歷歷如繪的描寫出來了。“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本是對“君王”的希冀之語，但其中卻包含了雙重對比的意味。從“君王”的角度來說，恩澤不均，只顧富室，不恤貧苦，這一對比，就把“君王”的階級立場給鮮明地展示在讀者面前；從社會現實的角度來看，一邊是權貴豪門華麗的衣著，豐盛的筵宴，一邊卻是無衣無食，貧困破產，逃亡在外。這一對比，就把地主富室用高利貸剝削農民的嚴重惡果給突現出來了。如此形象的對比，也把作者鮮明的愛憎之情給烘托得淋漓盡致。
此外，這首詩的語言頗質樸通俗，感情也很真誠感人，充分顯示了聶夷中駕馭語言、節制感情的功力。胡震亨論唐詩，認為聶夷中等人“洗剝到極凈極省，不覺自成一體”，而“夷中詩尤關教化”（《唐音癸簽》），從此詩即可看出。其所以如此，與語言的樸素凝煉同取材造境的典型都是分不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