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德經》的這一章和下一章里老子都講到用兵問題。但必須重申，《道德經》主要是一部哲學著作而不是兵書，他論兵是從哲學的角度，而不是軍事學的角度。講到許多哲學問題時，也涉及到軍事，因為哲學與軍事雖非屬于同一學科，但有許多內在相通之處。他著重講戰亂給人們帶來的嚴重后果，這是從反對戰爭這一角度出發的。因為戰爭是人類最殘酷最愚昧的行為。本章中所講“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后，必有兇年”，就是講戰爭給人們帶來的災難。

　　唐代王真《道德真經論兵要義述》說，“五千之言”，八十一章，“未嘗有一章不屬意于兵也”。明未王夫之也認為《道德經》可為“言兵者師之”。近人章太炎說，《道德經》一書概括了古代兵書的要旨。他指出，“老聃為柱下史，多識故事，約《金版》、《六韜》之旨，著五千言，以為后世陰謀者法。”（《訄書·儒道》）當代學者張松如認為，八十一章中直接談兵的，本章、下章及六十九章，共三章而已。講哲理偶以兵事取喻者不及十章。所以《道德經》不是兵書，例如從軍事學角度講，它無論如何也不能與《孫子兵法》相提并論。在春秋戰國時代，戰爭是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內容，哲學家、思想家們對這些社會實際問題并不會熟視無睹。他們從這些戰爭的過程中，觀察到某些帶有哲理性的問題，并上升到哲學高度加以分析研究，尋找到包括戰爭在內的一般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如“物壯則老”等，這無疑具有普遍的啟示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