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不棲息的鳥兒，在半夜里發出嚶嚶的啼叫聲。

那聲音好像在訴說著思歸的快樂，趕路的人聽了都掩面哭泣。

大家都懷疑這條山路，有很多被貶謫的官員往南方遷徙。

他們內心的憂憤之氣消散不去，凝結變化成了山中的精靈。

我卻說這山中的鳥兒，本來就不是因為人才發出叫聲。

是人們自己心懷故土，才把鳥叫想象成思歸的鳴叫。

孟嘗在平時閑居的時候，聽著清越的琴聲就很愉悅。

雍門子周一番話觸動了他，琴還沒彈奏淚水就沾濕了帽帶。

魏武帝曹操的銅雀臺歌妓，每天都和歡樂相伴在一起。

一旦在西陵遙望曹操的陵墓，想要歌唱卻先淚流滿面。

三峽的猿猴又有什么特別的心意，隴水又有什么特殊的情感。

只是傳入了憂愁之人的耳朵里，都變成了讓人肝腸寸斷的聲音。

請看元侍御，也住宿在這個驛站里。

因為聽到了思歸鳥的叫聲，精神氣息卻獨自安寧。

問他為什么能這樣，他說因為領悟了道，內心自然平和。

雖然是被貶往南方的官員，卻好像仍在長安城里一樣。

說自從領悟了這個道以后，又有什么可憂慮、可謀求的呢。

窮困或顯達都是前世注定的，憂愁和喜悅也就不會相互爭斗。

所以在侍奉君主的時候，能秉持法令在朝廷上立身。

即使有能扭轉乾坤的力量來阻撓他，他最終也不會動搖。

何況他才三十多歲，年輕就有正直的名聲。

心中的志向氣節宏大，把眼前的爵位俸祿看得很輕。

君主的恩情如同雨露，君主的威嚴如同雷霆。

退隱時不會茍且逃避危難，進取時不會曲折謀求榮華。

在烈火中能辨別玉石的本性，經歷寒霜能知曉松柏的堅貞。

展禽即使多次被罷官，屈原也始終保持清醒。

我在東都洛陽獲罪，被貶官前往南方的荊州。

再次叩拜辭別皇宮，拱手作揖告別朝中大臣。

荊州又不算遙遠，走驛路半個月就能到達。

漢水像天空一樣碧綠，楚地的山峰高聳入云，一片青翠。

江陵的橘子像珍珠一樣，宜城的酒像糖稀一樣甘甜。

誰說被貶謫離開京城，就不妨礙游覽觀賞的行程呢。

人在百年的生命里，不過是在天地間暫時寄托形體。

就像太倉里的一粒小米，大海中的一片浮萍。

身體托付給《逍遙游》這樣的道家典籍，內心交付給《頭陀經》這類佛家經書。

尚且能通達生死的觀念，怎么會被榮寵和屈辱驚動呢。

內心如果有堅定的主宰，外在的事物又怎能纏繞住自己。

任憑那思歸鳥隨意鳴叫，一聲聲一直啼到天亮。

一、文學常識

1. 唱和詩：唐代詩歌創作的重要形式之一，指詩人之間以詩歌相互回應，分為“和韻”（依原詩韻腳）、“次韻”（依原詩韻腳順序）、“依韻”（依原詩韻部）等類型，此詩為“和答詩”，屬于唱和詩的范疇，體現了唐代文人之間的詩歌交流氛圍。
2. 白居易的詩歌主張：白居易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強調詩歌的現實意義與社會功能，其詩歌分為諷喻詩、閑適詩、感傷詩、雜律詩四類，此詩兼具閑適詩的曠達與哲理詩的思辨，是其詩歌風格多樣性的體現。
3. 中唐遷客文學：中唐時期，因政治斗爭激烈，大量文人官員被貶謫，形成了以抒發貶謫之愁、思鄉之情、人生感悟為核心的“遷客文學”，此詩是中唐遷客文學的代表作品之一，既反映了遷客的普遍心境，又突破了傳統遷客文學的愁苦基調，展現出獨特的思想境界。

二、文化常識

1. 古代貶謫制度：古代官員因獲罪、觸怒權貴或政治斗爭失敗，會被朝廷貶謫到外地任職，貶謫之地多為偏遠、貧瘠之地（如南方的荊州、江州等），貶謫官員被稱為“遷客”“謫臣”，此詩中的“遷客多南征”“貶官向南荊”即反映了唐代的貶謫制度與遷客境遇。
2. 古代驛站與郵亭：驛站是古代朝廷設立的用于傳遞公文、接待官員的機構，郵亭是驛站旁供行人休息住宿的場所，相當于現代的旅館，詩中“亦宿此郵亭”“驛路半月程”反映了唐代驛站制度的完善，以及驛站、郵亭在官員出行中的重要作用。
3. 儒道佛思想融合：唐代思想文化呈現出儒、道、佛三教融合的特點，此詩中“道勝心自平”體現道家思想，“持憲立大庭”“退不茍免難，進不曲求榮”體現儒家的忠君、正直思想，“心付頭陀經”“尚達死生觀”體現佛教思想，展現了唐代三教融合的文化背景對文人思想的影響。

三、語言知識

1. 擬聲詞的運用：詩中“嚶嚶”一詞為擬聲詞，生動形象地描繪出鳥叫聲的輕柔、婉轉，增強了詩歌的聽覺畫面感，擬聲詞的運用是古典詩歌增強表現力的重要手法之一。
2. 借代手法：詩中“土”代指故鄉（“人心自懷土”）、“纓”代指帽子（“未奏淚

• 和答詩：指以詩歌回應他人之作，“和”有唱和、呼應之意，此詩是白居易對他人《思歸樂》一詩的回應。
• 嚶嚶：擬聲詞，形容鳥叫聲輕柔、婉轉。
• 遷客：指被貶謫、遷徙到外地的官員。
• 南征：此處指往南方貶謫遷徙，古代多有官員因獲罪被貶往南方偏遠之地。
• 精靈：此處指遷客憂憤之氣凝結而成的靈怪，帶有浪漫主義想象色彩。
• 懷土：思念故鄉，“土”代指故鄉、故土。
• 孟嘗：東漢官員，以賢能聞名，曾任合浦太守，政績卓著，后因病隱居。
• 泠泠（líng líng）：形容琴聲清越、悠揚，也可形容流水聲等清脆悅耳之聲。
• 雍門：指雍門子周，戰國時期著名琴師，善鼓琴，據說他彈琴能使人悲泣動容。
• 纓：指古代帽子上的系帶，系于下巴處，“淚沾纓”即淚水沾濕帽帶，形容悲傷之情。
• 魏武：指魏武帝曹操，三國時期著名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
• 銅雀妓：指曹操在銅雀臺所蓄養的歌妓，曹操臨終前曾遺令銅雀臺妓妾每逢初一、十五向其陵墓方向歌舞。
• 西陵：指曹操的陵墓，位于今河南省安陽市西。
• 峽猿：指三峽一帶的猿猴，古代文人常以猿啼渲染悲涼氛圍，如“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 隴水：指隴山一帶的河流，隴山在今陜西省隴縣西南，古代為關中通往西北的要道，隴水常出現在邊塞、遷謫題材詩歌中，象征離別與哀愁。
• 郵亭：古代設在驛站旁的亭子，供過往官員、行人休息住宿，相當于現代的驛站旅館。
• 元侍御：指元敦詩（一說為其他姓元的侍御史），侍御是古代官職名，屬于御史臺官員，負責監察彈劾等職，此處為白居易的友人，一同被貶。
• 道勝：指領悟了儒家、道家等思想中的“道”，達到了精神上的超脫境界，內心因此平和安寧。
• 窮達：“窮”指處境困厄、仕途不順，“達”指處境順利、仕途顯達，“窮達”概括了人生境遇的兩種狀態。
• 持憲：指秉持法令、堅守法制，“憲”即法令、規章。
• 大庭：指朝廷，古代官員在朝廷上處理政務，“立大庭”即立身于朝廷之中。
• 回天力：指能扭轉局勢、改變天意的強大力量，此處指外界的阻撓、壓力。
• 撓之：“撓”意為阻撓、擾亂，“撓之”即對其進行阻撓、干擾。
• 獲戾（lì）：指獲罪、得罪，“戾”即罪過、過失。
• 東洛：指東都洛陽，唐代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都，是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
• 南荊：指南方的荊州，唐代荊州治所在今湖北省荊州市，是當時南方的重要州郡，多為貶謫之地。
• 闕下：指皇宮門前，“闕”是古代皇宮門前兩邊的高臺，代指皇宮、朝廷。
• 公卿：指朝廷中的高級官員，“公”為爵位，“卿”為官職，此處泛指朝中大臣。
• 驛路：指古代為傳遞公文、官員出行而開辟的道路，沿途設有驛站。
• 餳（xíng）：指糖稀，一種黏稠、甘甜的食品，“酒如餳”形容酒醇厚甘甜。
• 譴謫：指官員因獲罪被朝廷貶謫到外地任職，與“遷客”含義相近。
• 寓形：指身體寄托于天地之間，“寓”即寄托、暫住，體現了古人對生命短暫、身體為臨時載體的認知。
• 太倉一稊米（tí mǐ）：“太倉”指古代國家儲備糧食的大倉庫，“稊米”指一種形似稗子的草的種子，比喻非常渺小的事物，此處形容人生在天地間的渺小。
• 浮萍：一種水生植物，根系不固定，隨水流漂浮，比喻漂泊不定、無依無靠，此處也用以形容人生的漂泊與渺小。
• 逍遙篇：指《莊子·逍遙游》，是道家經典篇章，主張精神上的絕對自由，超脫世俗束縛。
• 頭陀經：指佛教中關于頭陀行的經典，“頭陀”是佛教苦行僧的稱謂，主張通過苦行修行，此處代指佛教典籍，體現佛教的超脫思想。
• 死生觀：指對生與死的看法、觀念，“尚達死生觀”即對生死的道理有通達的認知。
• 寵辱驚：指被榮寵或屈辱所驚動、影響，“寧為寵辱驚”即不被榮寵和屈辱所干擾。
• 中懷：指內心、心中，“中懷茍有主”即內心如果有堅定的信念、主宰。
• 外物：指外界的事物、名利、榮辱等，“外物安能縈”即外界事物怎能纏繞、束縛自己。

一、構思與立意：由景入理，層層遞進

詩歌開篇以“山中不棲鳥，夜半聲嚶嚶”描繪夜半鳥鳴的場景，營造出清幽卻略帶悲涼的氛圍，繼而引出“行人掩泣聽”的反應，順勢提出眾人對鳥鳴的解讀——“遷客多南征，憂憤氣不散，結化為精靈”，為下文的議論做鋪墊。接著白居易反轉觀點，提出“我謂此山鳥，本不因人生。人心自懷土，想作思歸鳴”，將“思歸”的情感根源從“鳥”轉向“人”，打破傳統的“物感于人”思維，強調“人感于物”的主觀能動性，立意新穎。

隨后，詩人以孟嘗、魏武銅雀妓、峽猿、隴水等典故與意象佐證觀點，說明外物本身無情感，是人的心境賦予其悲喜色彩。再通過描寫元侍御“因聽思歸鳥，神氣獨安寧”的反常表現，引出“道勝心自平”的核心思想，進而拓展到對窮達、憂喜、生死、寵辱的思考，最終以“中懷茍有主，外物安能縈”收束全詩，形成“寫景—敘事—議論—明理”的完整邏輯鏈，層層遞進，思想深度不斷提升。

二、意象與典故：貼切自然，意蘊豐富

詩中意象與典故的運用極具匠心。“思歸鳥”是貫穿全詩的核心意象，既是引發議論的引子，也是承載“心境決定感知”思想的載體；“峽猿”“隴水”是古典詩歌中典型的悲愁意象，詩人借用其傳統內涵，卻又反用其意，說明“悲愁”源于人心而非意象本身，增強了論證的說服力。

典故的運用同樣精妙。孟嘗、雍門子周的典故，體現“心境不同，對同一事物的感受不同”；魏武銅雀妓的典故，突出“境遇變化引發情感變化”；展禽“三黜”、屈原“獨醒”的典故，既呼應自身貶謫經歷，又贊揚堅守氣節的品格，同時為“道勝心自平”提供歷史佐證。這些典故并非生硬堆砌，而是與詩歌的思想脈絡緊密結合，使詩歌兼具文學性與思想性。

三、情感與風格：沉郁中見曠達，質樸中含哲理

詩歌雖創作于貶謫時期，字里行間難免流露出對貶謫境遇的感慨，如“獲戾自東洛，貶官向南荊”直接點明被貶經歷，帶有沉郁色彩。但詩人并未沉溺于愁苦，而是通過對“道”的領悟，展現出曠達的心境，“誰謂譴謫去，未妨游賞行”“尚達死生觀，寧為寵辱驚”等句，將貶謫之苦轉化為對人生的理性思考，體現出“沉郁中見曠達”的情感基調。

在語言風格上，白居易繼承了其“新樂府運動”的主張，語言質樸自然，通俗易懂，如“人心自懷土，想作思歸鳴”“窮達有前定，憂喜無交爭”等句，無晦澀之詞，卻蘊含深刻哲理，實現了“質樸中含哲理”的藝術效果，既便于讀者理解，又能引發長久思考。

此詩創作于白居易被貶謫期間，具體時間約在唐憲宗元和十年（815年）之后。當時白居易因上書言事，觸怒權貴，尤其是在“武元衡遇刺案”中，他率先上疏請求緝拿兇手，卻被政敵指責越職言事，最終從太子左贊善大夫被貶為江州司馬，后又有其他貶謫經歷，此詩中的“獲戾自東洛，貶官向南荊”即印證了他被貶往南方荊州的經歷。

中唐時期，政治局勢復雜，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等問題突出，文人官員常因參與政治斗爭或直言進諫而遭遇貶謫。白居易在貶謫途中，見到其他遷客的愁苦之態，又聽聞“思歸鳥”的啼叫，引發了對“思歸”情感的思考。同時，他在貶謫期間結識了同為遷客的元侍御，元侍御面對貶謫的平和心態對白居易產生了影響，成為詩中重要的抒情對象與思想寄托。

白居易的詩歌創作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此詩雖為唱和之作，卻并非單純的應酬，而是結合自身貶謫經歷，融入對人生境遇、精神超脫的思考，既反映了中唐遷客的普遍心境，也體現了白居易在逆境中尋求精神慰藉與思想升華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