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聽說黃帝曾彈奏清越的角調，能使兇猛的熊羆馴服、黑鶴翩然起舞。

舜手持盾牌與羽毛（施行文德），苗族便歸心順服；堯演奏《咸池》之樂，鳳凰便飛來筑巢于樓閣之上。

《大夏》《大濩》《大武》等古樂都象征著帝王的功績，可功績太多，人們竟感嘆自然天成的功德顯得淺薄。

漢高祖路過沛縣時也曾作《大風歌》，唐太宗創作《秦王破陣樂》也并非沒有緣由。

在宗廟中演奏這些樂曲，能讓人感受到先祖創業的艱難；可在軍隊中傳播，卻多是流于表面的糟粕。

唐玄宗創作的樂曲有很多新的格調，旋律婉轉纏綿，卻容易失去古樂深沉厚重的韻味。

《赤白桃李花》只取花名為題，《霓裳羽衣曲》號稱是從天上降下的仙樂。

古雅的樂調雖已被改變得混亂，但外族的音樂還未曾與之混雜交錯。

自從胡人的騎兵掀起戰亂煙塵，胡人的衣物與腥膻之氣便布滿了長安與洛陽。

女子成為胡人的妻子，便學習胡人的妝容；樂伎為進獻胡人的音樂，便專力研習胡人的樂曲。

原本如火焰般熱烈的鳳曲聲變得低沉，多有哽咽斷絕之感；如春日黃鶯般婉轉的歌聲停歇后，只留下無盡的凄涼冷落。

胡人的音樂、胡人的騎兵與胡人的妝容，五十年來競相紛雜地流傳開來。

1. 新樂府運動：中唐時期由元稹、白居易、李紳等人發起的詩歌革新運動，主張詩歌需“即事名篇，無復依傍”（不用古題，根據現實事件創作新題），核心宗旨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強調詩歌的現實性、諷喻性與教化功能，反對六朝以來浮艷空洞的文風，代表作品有白居易《新樂府五十首》、元稹《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李紳《新題樂府二十首》等。

2. 唐代法曲：唐代宮廷音樂的重要類別，源于南朝梁代的“法樂”，最初融合佛教、道教音樂元素，風格清雅莊重，多用于祭祀、朝會等正式場合。唐玄宗時期，法曲發展至鼎盛，融入大量世俗音樂與西域音樂元素，創作了《霓裳羽衣曲》等著名作品，但其娛樂性逐漸取代教化功能，后期因“安史之亂”走向衰落。

3. 唐代樂舞的象征意義：唐代樂舞（尤其是宮廷樂舞）具有強烈的政治與文化象征意義，如《秦王破陣樂》象征唐太宗的軍事功績與盛唐武功，《大夏》《大濩》等古樂象征對前代帝王功德的傳承，而“干羽舞”則象征文德教化，樂舞的興衰往往與國家的治亂、文化的取向緊密相關，這也是元稹借“法曲”諷喻現實的重要依據。

4. “安史之亂”對唐代文化的影響：“安史之亂”（755-763年）是唐代由盛轉衰的轉折點，除政治、經濟層面的破壞外，還對文化造成深遠影響：戰亂導致大量胡人（安祿山、史思明部眾及西域移民）進入中原，胡人的音樂、服飾、飲食等文化元素迅速傳播，沖擊了傳統中原文化；同時，長安、洛陽等文化中心淪陷，大量典籍、樂舞器具損毀，傳統雅樂傳承中斷，這一背景在詩中“胡騎起煙塵”“毛毳腥膻滿咸洛”等句中得到直接體現。

5. 元稹的詩歌創作：元稹是中唐重要詩人，與白居易并稱“元白”，同為“新樂府運動”核心人物。其詩歌題材廣泛，既有關注現實的“新樂府”詩，也有抒情性的“艷詩”“悼亡詩”（如《遣悲懷三首》），風格兼具質樸通俗與沉郁頓挫，注重通過具體事件反映社會問題，對后世現實主義詩歌創作有重要影響。

• 李校書：指李紳，唐代詩人，曾官任秘書省校書郎，與元稹、白居易等人同為“新樂府運動”倡導者。
• 法曲：唐代宮廷樂曲的一種，源于南朝梁代的法樂，風格清雅，最初多與佛教、道教音樂相關，后逐漸融合世俗音樂元素。
• 清角：古代五音（宮、商、角、徵、羽）中的角調，“清角”指清越的角調，傳說黃帝演奏此調能感召萬物。
• 弭伏熊羆舞玄鶴：“弭伏”指馴服、倒伏；“熊羆”為猛獸，代指兇猛之物；“玄鶴”指黑鶴，古代視為祥瑞之鳥。此句形容音樂的神奇力量，能使猛獸馴服、瑞鳥起舞。
• 干羽：“干”指盾牌，“羽”指羽毛，古代用于祭祀或禮儀的舞具，象征文德教化。《尚書》記載舜以“干羽舞”感化苗族，使其歸服。
• 咸池：古代著名樂曲名，傳為堯時所作，與“云門”“大夏”等并稱古樂，常用于祭祀等莊重場合。
• 大夏、濩（huò）武：均為古代樂舞名。“大夏”傳為夏禹時所作，歌頌禹治水之功；“大濩”傳為商湯時所作，歌頌湯滅夏建商之功；“大武”為周武王時所作，歌頌武王伐紂之功，合稱“三樂”，均以象征帝王功績為核心。
• 玄功：指自然天成的功德，或帝王深遠、無形的功績，與“象功”（具象可見的功績）相對。
• 漢祖過沛亦有歌：指漢高祖劉邦稱帝后，回到故鄉沛縣，召集鄉親飲酒，作《大風歌》（“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抒發壯志與憂思。
• 秦王破陣：指《秦王破陣樂》，唐代著名樂舞，最初為唐太宗李世民任秦王時，士兵為歌頌其戰功而作，后經宮廷改編，成為盛大的樂舞。
• 明皇：指唐玄宗李隆基，“明皇”是其謚號，他精通音律，曾親自創作、改編大量樂曲，如《霓裳羽衣曲》。
• 宛轉侵淫：“宛轉”形容旋律曲折優美；“侵淫”指音樂逐漸蔓延、滲透，此處形容唐玄宗時期的樂曲風格纏綿婉轉，逐漸改變古樂的厚重感。
• 赤白桃李、霓裳羽衣：均為唐玄宗時期的樂曲名。《赤白桃李花》以花為名，風格艷麗；《霓裳羽衣曲》相傳為唐玄宗根據印度《婆羅門曲》改編，旋律優美空靈，被譽為“天樂”，常與楊貴妃的“霓裳羽衣舞”搭配演出。
• 夷音：指外族（當時主要指北方及西域的少數民族）的音樂，與“雅音”（中原傳統古樂）相對。
• 胡騎起煙塵：指“安史之亂”（755-763年），安祿山、史思明等胡人將領發動叛亂，戰亂席卷中原，長安、洛陽等重鎮相繼淪陷，此處以“胡騎起煙塵”代指這場戰亂。
• 毛毳（cuì）腥膻：“毛毳”指胡人穿的毛皮衣物；“腥膻”指胡人飲食（多牛羊肉）的氣味，此處以“毛毳腥膻”代指胡人的生活習俗，形容胡人文化對中原的沖擊。
• 咸洛：“咸”指長安（唐代都城，古稱咸陽附近地區），“洛”指洛陽（唐代東都），二者為唐代政治、文化中心，代指中原核心地區。
• 火鳳聲、春鶯囀：均為對中原傳統雅樂的比喻，“火鳳聲”形容樂聲熱烈高昂，“春鶯囀”形容歌聲婉轉清脆，與后文胡樂帶來的“咽絕”“蕭索”形成對比。
• 紛泊：形容事物雜亂繁多、競相流傳的樣子。

同學們，今天我們來學習元稹的《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法曲》。首先，我們要明確這首詩的“身份”——它是“新樂府運動”的代表作，所以理解它的關鍵，就是抓住“新樂府”“關注現實、借事諷喻”的核心特點。

先看詩歌的內容脈絡。詩人一開始就從“古”說起，講黃帝、舜、堯時代的音樂，比如黃帝彈“清角”能讓熊羆馴服、玄鶴起舞，舜用“干羽舞”感化苗族。這不是單純講音樂神奇，而是想告訴我們：古代的音樂是有“用”的，它能體現帝王的功德，能教化百姓，能維護社會秩序，這就是“雅樂”的價值。接著講到漢祖、唐太宗的音樂，詩人特別提到“作之宗廟見艱難”，意思是在宗廟演奏這些樂，能讓人想起先祖創業的不容易，進一步強調古樂的“教化意義”。

然后，詩人筆鋒一轉，講到了唐玄宗。唐玄宗是個懂音樂的皇帝，他寫的《霓裳羽衣曲》特別有名，但詩人怎么評價呢？“宛轉侵淫易沉著”——旋律是好聽，但失去了古樂那種深沉厚重的感覺。這里其實是在暗示：唐玄宗時期，音樂從“有用的教化工具”變成了“僅供娛樂的奢侈品”，這背后是朝政的浮靡，為后來的亂局埋下了伏筆。

最后，詩歌進入最沉痛的部分——“安史之亂”后。“自從胡騎起煙塵”，胡人騎兵一來，長安、洛陽都被占領了，胡人的衣服、氣味、音樂、妝容全來了，“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詩人還對比了中原傳統音樂的變化：以前像“火鳳”“春鶯”一樣好聽，現在變得“咽絕”“蕭索”。這里的“胡音胡騎胡妝”，不只是說文化變化，更是在講“安史之亂”后的社會混亂——不僅國家打仗輸了，連我們自己的文化都快保不住了。結尾“五十年來競紛泊”，五十年間，這些胡人的東西亂七八糟地流傳，詩人的惋惜和擔憂，大家能感受到嗎？

再想想這首詩的“目的”。元稹寫這首詩，不是為了罵胡人，也不是單純懷念古樂，而是借“法曲”的變化，反思唐朝為什么會從盛轉衰：因為唐玄宗丟了“教化”的根本，追求享樂；因為“安史之亂”破壞了國家秩序和文化根基。他想通過這首詩，提醒當時的統治者：要重視傳統，要整頓秩序，不能再這樣下去了。這就是“新樂府”“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精神——用詩歌當鏡子，照出社會的問題，希望能改變現實。

最后，大家可以聯系我們學過的“新樂府運動”，白居易說“文章合為時而著”，元稹這首詩就是最好的例子。它讓我們知道，古代的詩歌不只是用來欣賞的，還能像“諫書”一樣，為國家、為社會發聲。這也是這首詩流傳到今天，依然有價值的原因。

此詩以“法曲”為核心，通過追溯古樂、批判今樂、反思亂象，展現出深刻的現實關懷與批判精神，是“新樂府”詩的典型代表，其賞析可從以下幾方面展開：

1. 結構：古今對比，層層遞進

詩歌采用“古今對比”的結構，脈絡清晰：前八句追溯上古至漢唐的“雅樂”傳統，從黃帝“鼓清角”、舜“持干羽”，到堯《咸池》、夏商周“大夏濩武”，再到漢高祖《大風歌》、唐太宗《秦王破陣樂》，強調古樂“象功”“明艱難”的教化功能；中間四句轉向唐玄宗時期，指出其樂曲“多新態”卻失“沉著”，雅樂雖亂但“夷音未參錯”，為后文胡樂泛濫做鋪墊；后六句則聚焦“安史之亂”后，描繪胡音、胡騎、胡妝充斥中原的亂象，與前文古樂的莊重形成強烈對比，凸顯出文化變遷背后的社會危機。

2. 手法：象征隱喻，借樂諷世

詩人以“音樂”為載體，實則諷喻社會現實：古樂象征“仁政”“文德”與“盛世秩序”，如黃帝、舜、堯的樂舞體現“教化之功”，漢唐宗廟之樂體現“創業艱難”；而唐玄宗的“新態”樂曲象征朝政的浮靡，胡樂、胡妝則象征“安史之亂”后社會秩序的混亂與文化的失序。通過對音樂變遷的描寫，詩人委婉批判了唐玄宗后期的奢靡誤國，以及戰亂后中原文化被沖擊的現狀，暗含對“復興禮樂”“重振國威”的呼吁，符合“新樂府”“以事諷喻”的創作宗旨。

3. 語言：質樸剛健，情感沉郁

詩歌語言遵循“新樂府”“質樸通俗”的風格，無過多華麗辭藻，卻精準有力。如“弭伏熊羆舞玄鶴”“舜持干羽苗革心”，以簡潔的敘事展現古樂的神奇；“毛毳腥膻滿咸洛”“五十年來競紛泊”，以直白的描寫揭露亂象，字里行間充滿對傳統的惋惜與對現實的憂慮。結尾“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一句，以“競紛泊”三字收束，既寫出胡文化泛濫的雜亂，又暗含對長期混亂局面的無奈，情感沉郁，引人深思。

此詩為元稹《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之一，創作于中唐時期（約唐憲宗元和年間，806-820年），屬于“新樂府運動”的代表性作品。

從時代背景來看，中唐是唐代由盛轉衰的關鍵時期：“安史之亂”（755-763年）后，唐朝國力大幅衰退，中原地區遭受嚴重破壞，而胡人文化（包括音樂、服飾、習俗等）因戰亂中胡人的遷徙與滲透，在中原迅速傳播，對傳統中原文化造成沖擊。同時，唐玄宗時期過度追求樂曲的“新態”與娛樂性，導致傳統雅樂的教化功能逐漸喪失，而“安史之亂”后胡樂的泛濫，進一步加劇了雅樂的衰落。

從文學運動背景來看，元稹與白居易、李紳等人發起“新樂府運動”，主張詩歌應“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即詩歌需反映現實問題、諷喻社會弊端，干預政治。李紳先創作《新題樂府二十首》，元稹讀后深受啟發，遂作《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此詩便是其中之一。詩人借“法曲”這一音樂題材，追溯古樂的教化功能，批判唐玄宗以來樂風的浮靡與“安史之亂”后胡文化對中原的沖擊，實則暗含對唐朝由盛轉衰的反思，以及對恢復傳統禮樂、重振國家秩序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