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旭（1877年－1925年）字天梅、號劍公，別字慧云、鈍劍，江蘇金山人，中國近代詩人。南社的三個創始人之一。他早年傾向維新變法，后來轉向支持革命，與柳亞子、陳去病等創立南社。卷入曹錕賄選事件使他晚年聲名不保，詩文由其弟高基編為《天梅遺集》。高旭少時就自視甚高，曾自比屈原、李白，自謂“屈原捐者青蓮狂，我于其間必翱翔”、“我是青蓮今在世，謫下人間”。早期的詩中有不少是悼念維新志士的，如《讀<譚壯飛先生傳>》、《吊烈士唐才常》等等，也有很多民族主義的宣泄：“憶昔指揮候承祖，力排外族丹心苦。率衛官拜明祖前，放生大哭淚如雨”、“格殺丑類五百人，短刀巷戰憤切齒。大事畢失吃一刀，滾滾頭顱好男子。為種流血憤切齒，激起漢族奴隸恥。”維新變法之后，高旭從單純的民族主義轉為對變法的熱切歌頌，高唱“南海真吾師””（《書南海先生《與張之洞書》后，即步其《贈佐佐友房君》韻》）。唐才常起義被鎮壓后，他學過一段時間佛學，寫過一些佛理詩，如“細讀華嚴經，始覺昔年誤。面壁參平等，焚香消外懼”（《暮春雜詠》）。章炳麟、鄒容被捕后，他曾撰《海上大風潮起作歌》歌頌二人“筆舌突過汗馬勞”、“偉人姓名全球標”。后來他對維新黨徹底失望，作《中國八大奴隸歌》將康梁斥為奴隸。在新思潮的影響下，高旭對儒家的倫理產生懷疑，曾作《不肖》一詩，提倡“我說為文者，斷勿肖其祖；我說為子者，斷勿肖其父”，留學日本之后，更是系統地接受了西方的天賦人權與民主自由、平等觀。列強瓜分中國加劇，激起高旭的憤慨：“回首神州嘆陸沉，拔劍祈地空悲憤”（《祖東二月，聞國中大獄又起。酒酣耳熱，引吭為歌，亦變征之聲也》）。1909年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后，高旭寫詩抒發自己的快意：“飯依荊聶無他愿，一劍能擋十萬師。”（《感韓人安重根事次道非見懷詩韻》），思想更為激進。辛亥革命后，高旭的思想變得更加復雜。他對早期的激進思想有過反省：“一曲清歌兩行淚，可能喚醒國人無?”他對文壇各派有了更全面的看法，曾與艷體詩人易順鼎相唱和，稱贊他“性耽尤物老堪娛”，“放誕風流與俗殊”；還結交了同光體詩人鄭孝胥，稱其“又為凄咽清苦之音氣”。他寫了不少詩句抒發個人的失意，比如：“客中寂歷我何堪”、“惆悵髯蘇竄嶺南”。高旭寫詩喜用歌行體，常用長短不一的語句，受龔自珍、梁啟超、黃遵憲等人影響較深，氣勢奔放，但也常被批評過于粗陋淺率。高旭較多地接受過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文化的影響。他反對“專講保存國學的傾向”，認為“國因時勢而遷移，則學亦宜從時勢而改變”。對傳統文化，主張“拾其精英，棄其糟粕”（《學術沿革之概論》）。但是也偶有動搖，籠統地鼓吹過“保存國學”。反映到創作思想上，他反對“偽韓偽杜”，剽竊模擬。認為“世界日新，文界、詩界當造出一新天地”。但又說：“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詩詞，終不若守國粹的用陳舊語句為愈有味也。”（《愿無盡廬詩話》）高旭作詩，主張“主張人權，排斥專制，喚起人民獨立思想，增進人民種族觀念”（同前）。《路亡國亡歌》指斥帝國主義對中國路權的掠奪，號召人民同心同德，奮起斗爭：“倘使我民一心一身一腦一膽團結與之競，彼雖狡焉思啟難逞強權強。”《海上大風潮起作歌》指斥清政府出賣國家主權，號召人民奮起推翻。他的詩，常常洋溢著一種甘愿為國犧牲的英雄主義氣概。如“大事畢矣吃一刀，滾滾頭顱好男子”(《登金山衛城懷古》)；“炸彈光中覓天國，頭顱飛舞血流紅”（《盼捷》）。高旭以歌行見長。其優點是跳踉恣肆，熱氣騰騰,表現了革命鼓動詩歌的特色；其缺點是淺露粗糙，錘煉不足。辛亥革命后，看不到出路，思想苦悶、□徨，詩風也隨之變化，叱咤風云的氣概日少，而纏綿悲戚的成分日多。高旭早年受過“詩界革命”的影響。他的少數詩以儒、釋、道三教掌故與近代科學知識相糅合，走譚嗣同、夏曾佑路子。他的另一些詩則效法黃遵憲的《軍歌》等新體，比較通俗，不受五、七言束縛，可以配譜歌唱，如《女子唱歌》、《愛祖國歌》、《軍國民歌》、《光復歌》等。高旭的詞數量不多，但功力較深，葉遐庵曾評之為“如愿如慕”。高旭于詞頗推崇南唐后主，于兩宋亦多贊揚之辭，而于周吳姜張亦不菲薄。故其能博采眾家之長，以個人風格出之。早年所作詞，如《臨江仙·客中感懷》、《菩薩蠻·寄攘叔》、《菩薩蠻·客中感懷》、《浣溪沙·思祖國》、《滿江紅·東京寓樓偶讀岳武穆作感步原韻》、《壺中天·題公曼(仇史)即以為贈》等闋，都洋溢著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吳門紀游》內所收諸詞，都是借懷古為名，抒發了故國之思的。1911年廣州三·二九起義，給了詩人以強烈的影響。《蝶戀花·四月一日感粵事作》和《相見觀》兩闋，則是對革命烈士的英雄業績的歌頌。高旭還有一首《浮海詞》，雖是追和李后主之作，但卻寄寓了對袁氏企圖恢復帝制的不滿與憤慨。高旭所作文章數量不算多，成就也不如詩。其中寫于前期的《吊鄒容文》，合沉痛的悼念與強烈的批判于一篇之中，略帶駢體的句子，使一篇散文音調鏗鏘，很富感染力。值得一提的還有《學術沿革之概論》，是論述歷代哲學思想發展與中外文化交流的，文章應用辯證的觀點，對中外文化的吸收與融合問題表達了很精辟的見解，今天看起來也還是有價值的。中期所寫的散文，集中于鄉里先賢人物傳記。辛亥革命期間，高旭與上海各家報紙都有聯系，其間發表了不少時評短論，議論時政，頗能看出高旭的時局主張。總之，高旭的文章雖然并不如詩詞聞名于世，但他很少寫一些無俾大局的風花雪月的文章。例如，寫于袁世凱稱帝時期的兩篇文章：《畿輔先哲祠分韻序》和《崇效寺看牡丹分韻序》，本是在北京的南社社員雅集時的序文，但是，其中有兩句話卻十分醒目。前文中說："所恨長夜漫漫，寧戚不聞扣角；桃源渺渺，宋玉尚未招魂"；后文中說："痛國事事蜩螗，傷美人兮遲暮；一時富貴，儼欲稱王；平日清閑，同來載酒"。明眼人一眼便可以看出，寧戚與宋玉，還有"一時"一句，都是隱指袁氏。此中有人，真是呼之欲出了。高旭的書信佚失太多，現僅存十幾封。這些信大部分是與友人論學術的，其中尤以《與姚鷦雛論孔學書》為最重要。高旭反孔崇墨，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已明確提出孔學的本質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這一科學論斷，顯然是有其積極意義的。至于談《變雅樓三十年詩征》的幾封信，對于研究高旭的文藝思想和創作當然是有極大用處的。除了詩詞和文章書信之外，高旭還寫了6萬多字的文學批評著作，這就是《愿無盡廬詩話》，分三次發表。這部詩話集中表達了高旭的文藝思想，反映了他對文學特別是詩歌的社會作用的認識，反映了他對古代文化遺產的態度，以及對古代作家作品的分析與評價。此外，詩話中還輯錄了一些友人來往應答、唱和、酬贈的詩詞，諸如柳亞子、陳去病、陳道一、蘇曼殊、李叔同、劉季平、寧太一、蔡哲夫、馬君武等，有十幾人之多，為研究當時文壇上的活動提供了豐富的資料。高旭一生雖然著述頗豐，但生前并無專集行世。臨危時，方授命從弟高基代為編集詩詞集。10年之后，高基才得編完并付梓，這就是解放前流行的《天梅遺集》，共16卷。其中詩10卷，詞6卷，其他如文章、書信、詩話等都付闕如。而所作詩，在結集之前，又經過刪削，再加上結集時漏收了部分詩詞，因此形成了佚詩佚詞多的情況。高旭作詩，主張“鼓吹人權，排斥專制，喚起人民獨立思想，增進人民種族觀念”。《路亡國亡歌》指斥帝國主義對中國路權的掠奪，號召人民同心同德，奮起斗爭：“倘使我民一心一身一腦一膽團結與之競，彼雖狡焉思啟難逞強權強。”《海上大風潮起作歌》指斥清政府出賣國家主權,號召人民奮起推翻。他的詩，常常洋溢著一種甘愿為國犧牲的英雄主義氣概。如“大事畢矣吃一刀，滾滾頭顱好男子”(《登金山衛城懷古》)；“炸彈光中覓天國，頭顱飛舞血流紅”（《盼捷》）。高旭以歌行見長。其優點是跳踉恣肆,熱氣騰騰，表現了革命鼓動詩歌的特色；其缺點是淺露粗糙，錘煉不足。辛亥革命后，看不到出路，思想苦悶、□徨，詩風也隨之變化，叱咤風云的氣概日少，而纏綿悲戚的成分日多。高旭早年受過“詩界革命”的影響。他的少數詩以儒、釋、道三教掌故與近代科學知識相糅合，走譚嗣同、夏曾佑路子。他的另一些詩則效法黃遵憲的《軍歌》等新體，比較通俗，不受五、七言束縛，可以配譜歌唱，如《女子唱歌》、《愛祖國歌》、《軍國民歌》、《光復歌》等。著有《天梅遺集》。陳去病在《高、柳兩君子傳》中，曾經描摹高旭為“意氣傲岸，自負宏遠”，高旭的“書生挾策成河濟，慚愧漂零未有期”、“萬千壯志歸淘浪，三十封侯已過期”的亂世文人的入世熱情，成就了高旭特有的藝術風格，某種程度上，也導致了高旭人生的現實迷惘，其暮年的政治得失與晚節頹唐，某種程度上正是由于緣于此種文人入世的天真夢想的破滅。就稟賦本性而言，高旭的文人氣質與名士脾氣都相當濃厚。作為著名的“南社四劍”之首，高旭日常“以劍自隨”，一生慣愛倚劍命名。他用過的與劍有關的名號包括江南快劍、鈍劍、帝劍等。可以說，這一習慣當中就已經包含了一種特殊的文人的豪情與戾氣。也許正因為此，高旭個人針對晚明記憶的借鑒似乎特別愿意弘揚史事當中壯懷激烈乃至不乏血腥的一面。作于1904年的《登金山衛城懷古》對明季士民抗清的描寫充斥著激烈廝殺場面的極力弘揚：“憶昔指揮侯承祖，力排外族丹心苦。率衛官拜明祖前，放生大哭淚如雨”、“格殺丑類五百人，短刀巷戰憤切齒。大事畢矣吃一刀，滾滾頭顱好男子。為種流血憤切齒，激起漢族奴隸恥”。所謂“好戴汝頭試我刃、先殺此獠雪此恨”，豪情詩意中更有一種殘酷的渴望。至于“我輩書生，高歌擊劍，妄自生奇骨”、“華夷有界限，書生持之力”之類文人意氣與激情大言，在高旭筆下十分常見。這一多少有點浮夸欺世的豪邁甚至亦是高旭針對女性的希望，民女吳降雪的亂世悲劇被他賦予超度眾生的可怕意義，“含辛不灑胭脂淚，慷慨捐軀度眾生”；而“萬一屠鯨事不成，女兒殉國最光榮。后先我亦終流血，肯向溫柔老此生”，此種必須“鐵血”方配“鴛鴦”的古怪的情感想象，亦是清末民初文人的通識共鳴。但諸如“揚州十日痛骨髓，嘉定三屠寒發毛。以殺報殺未為過，復九世仇公義昭”的說法，亦頗示見得文人的偏執，有時候殘忍得讓人不快。尤其是陸續刊登于《中國白話報》上的《光復歌》、《逐滿歌》、《國史紀念歌》等作品，也許出于某種必須煽情的革命與排滿宣傳需要，此種弘揚贊美血腥殺戮的傾向體現得特別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