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評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土，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于虎豹之秦”為一立，開門見山提出議論的中心問題，即孟嘗君能不能得士?“嗟呼!孟嘗君特雞嗚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為一劈，陡然一轉，否定了“孟嘗君能得士”的傳統看法，提出了作者對孟嘗君的評價，即孟嘗君僅僅是個“雞鳴狗盜之雄”，實在劈得精巧，劈得有力。“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為一駁，駁“孟嘗君能得士”，駁孟嘗君“卒賴其力，以脫于虎豹之秦”，緊扣主旨，用事實駁斥了孟嘗君能得士的表面性、片面性的看法，十分有力地證明，孟嘗君是不能得士的。“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為一斷，斷“士以故歸之”，斷然肯定真正的士是不會跟孟嘗君走的，這一斷，如斬釘截鐵，鏗鏘有力，字字警策，不容置辯。全篇緊緊圍繞“孟嘗君不能得士”的主旨，一立，一劈，一駁，一斷，一波三折，嚴謹自然，完整統一，強勁峭拔，極有氣勢。　　王安石非常反對華而不實的文風，反對過于雕鏤的文辭，主張“意惟求多，字惟求少”。他給祖擇之書云：“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已。”《讀〈孟嘗君傳〉》這一篇論說文，謀篇布局嚴謹自然，遣詞造句也極其簡練，文簡意深，完全符合其“要之以適用為本”的行文用詞原則。　　孟嘗君自秦國逃歸齊國，《史記·孟嘗君列傳》有較詳細生動的描述，是歷史上一個情節曲折令人愛讀的故事。但是，王安石在《讀〈孟嘗君傳〉》這篇文章中，沒有引用孟嘗君自秦逃歸齊國故事中的任何情節，而是抓住最本質的內容，從“雞鳴狗盜”成語著筆，這樣，就省去了許多筆墨。“雞鳴狗盜”這一成語，在文中共用了三次。第一次“特雞鳴狗盜之雄耳”，是為破“孟嘗君能得士”而用；第二次“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是為破“卒賴其力，以脫于虎豹之秦”而用；第三次“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是為破“士以故歸之”而用。三次所用，各在其位，各有其非用不可的重要作用，所以，讀來并不使人感到重復累贅，反覺抑揚頓挫，瑯瑯上口，津津有味。可見王安石用詞的精妙真是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了。王安石的《讀〈孟嘗君傳〉》全文不滿百字，被歷代文論家評為“千秋絕調”，譽為“文短氣長”的典范。　　“雞鳴狗盜之徒”不算“士”，王子野同志和筆者的意見一致，因而不再贅論。問題是“馮驩之類的人物”算不算“士”。根據《戰國策》和《史記》的記載，馮驩（又作馮煖、馮諼）確實是個很有才能的人物：他“矯詔以債賜諸民”，為孟嘗君“市義”，使孟嘗君罷相回薛時受到老百姓的熱烈歡迎；他替孟嘗君經營“三窟”，使孟嘗君重返相位，而且“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但也僅此而已。孟嘗君為相數十年，在治國安民方面有多少政績呢？馮驩作為孟嘗君的主要謀士，在治國安民方面給孟嘗君出了多少主意呢？除了“以債賜諸民”在客觀上減輕了薛地人民的負擔外，還有什么值得大書特書的呢？而且“市義”也好，“三窟”也好，并不是為了國富民強，而是為了鞏固孟嘗君在齊國的地位；至于三次彈唱“長鋏歸來乎?”更不是為了富國強民，而只是為了馮驩自己生活上的滿足。——正是根據馮驩的所作所為，王安石把“馮驩之類”逐出了“士”的范疇，而歸之于“雞鳴狗盜之徒”。在王安石看來，馮驩和“雞鳴狗盜之徒”是同類，他們之間的差別，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而已。當孟嘗君滿足了馮驩“食魚”“乘車”的要求后，馮驩向自己的朋友炫耀：“孟嘗君客我!”——這不是一個追名逐利之徒的形象嗎？　　《讀〈孟嘗君傳〉》指出：“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可見，王安石所說的“士”，不是僅僅“為知己死”的人，而是指目光遠大、為國為民的人。在王安石心目中，能為國立功、為民謀利的人才算“士”，而為自己或為某一個人謀利的人并不算“士”。這從他的《答司馬諫議書》可以看出。他說：“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可見，王安石所謂“士”，是像他那樣能為國興利、膏澤百姓的人。在王安石看來，單純為主子的個人安危榮譽出謀劃策奔波效勞的人，如馮驩之流是不能列入士林的。因此，他不必“拿出新的材料來駁倒”《戰國策》和《史記》記載的史實，便合乎邏輯地否定了孟嘗君善養士的說法。　　總之，《讀〈孟嘗君傳〉》不愧為名家名作。其立論的精當，論據的典型，論證的精辟，“足以為后世法”，值得學習借鑒。　這篇文章也引出了一個著名成語：雞鳴狗盜。

差評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留下不少詩文名作，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名人的名作未必篇篇都是白璧無瑕，所以對名文不要迷信。他的這篇《讀〈孟嘗君傳〉》就不是好作品。不管怎么吹捧它“結構嚴謹，用詞簡練，氣勢軒昂”，也不管怎么贊揚它“一波三折，嚴謹自然，完整統一，強勁峭拔，極有氣勢”，這些看法全是表面的、形式的。問題的實質是這篇翻案文章論證不穩，站不住腳。主要缺點在兩方面：翻案沒有事實根據，推論又不合邏輯。　　孟嘗君門下食客數千，什么樣的人都有，既有雞鳴狗盜之徒，又有士，如馮驩（huān）、馮煖（xuān）之類的人物，這在《戰國策》和《史記》上都有詳細記載。如果要翻案就必須拿出新的材料來駁倒以上兩部書的記載，否則這個案是翻不掉的。這正是問題的實質所在，避開它而翻案，只好想當然妄發議論：“嗟呼!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劉德斌對這種沒有事實根據的議論不去批評反而贊揚作者不引《史記》記載“省去了許多筆墨”，抓住了“最本質的內容”。　　讀歷史書不為習俗之見所束縛，敢于以懷疑的眼光去探索問題，這種精神是可取的。王安石這篇文章可取之處僅此而已。但是他不依據事實去翻案就大錯特錯了。科學的態度要求實事求是，在這篇文章中王安石一點科學精神也沒有，不值得學習。　　證論問題當然離不開推論，但推論的大前提必須牢靠、穩固才行。“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得士就不要靠雞鳴狗盜之力這個大前提是站不住的。因此“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的論據完全是主觀臆斷。劉德斌卻認為這個斷語“如斬釘截鐵，鏗鏘有力，字字警策，不容置辯”。對不合理的論斷為什么不可以辯一辯呢？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學家王安石的名作《讀〈孟嘗君傳〉》，言簡意深，歷代傳誦。對此，王子野同志在《名文未必無訛》一文中提出批評。他說：“在這篇文章中王安石一點科學精神也沒有。”他的理由是：“孟嘗君門下食客數千，什么樣的人都有，既有雞鳴狗盜之徒，又有士，如馮驩之類的人物，這在《戰國策》和《史記》上都有詳細記載。如果要翻案就必須拿出新的材料來駁倒以上兩部書的記載。” 筆者不揣冒昧，斗膽來“翻上一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