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這個時代，以粉飾邪惡的說法，美化奸詐的言論來搞亂天下，用那些詭詐、夸大、怪異、委瑣的言論，使天下人混混沌沌地不知道是非標準、治亂原因的，已有這樣的人了。　　縱情任性，習慣于恣肆放蕩，行為像禽獸一樣，談不上和禮義合拍、和正確的政治原則相貫通；但是他們立論時卻有根有據，他們解說論點時又有條有理，足以欺騙蒙蔽愚昧的民眾。它囂、魏牟就是這種人。　　抑制本性人情，偏離大道，離世獨行，不循禮法，以與眾不同為高尚，不能和廣大民眾打成一片，不能彰明忠孝的大義；但是他們立論時卻有根有據，他們解說論點時又有條有理，足以欺騙蒙蔽愚昧的民眾。陳仲、史鰌就是這種人。　　不懂得統一天下、建立國家的法度，崇尚功利實用，重視節儉而輕慢等級差別，甚至不容許人與人間有分別和差異的存在、也不讓君臣間有上下的懸殊；但是他們立論時卻有根有據，他們解說論點時又有條有理，足夠用來欺騙蒙蔽愚昧的民眾。墨翟、宋钘就是這種人。　　推崇法治但又沒有個法度，卑視賢能的人而喜歡另搞一套，上則聽從君主，下則依從世俗，整天談論制定禮義法典，但反復考察這些典制，就會發現它們迂遠得沒有一個最終的著落點，不可以用來治理國家、確定名分；但是他們立論時卻有根有據，他們解說論點時又有條有理，足夠用來欺騙蒙蔽愚昧的民眾。慎到、田駢就是這種人。　　不效法古代圣明的帝王，不贊成禮義，而喜歡鉆研奇談怪論，玩弄奇異的詞語，非常明察但毫無用處，雄辯動聽但不切實際，做了很多事但功效卻很少，不可以作為治國的綱領；但是他們立論時卻有根有據，他們解說論點時又有條有理，足夠用來欺騙蒙蔽愚昧的民眾。惠施、鄧析就是這種人。　　大致上效法古代圣明的帝王而不知道他們的要領，然而還是自以為才氣橫溢、志向遠大、見聞豐富廣博。根據往古舊說來創建新說，把它稱為“五行”，非常乖僻背理而不合禮法，幽深隱微而難以講說，晦澀纏結而無從解釋，卻還粉飾他們的言論而鄭重其事地說：“這真正是先師孔子的言論啊。”子思倡導，孟軻附和，社會上那些愚昧無知的儒生七嘴八舌地不知道他們的錯誤，于是就接受了這種學說而傳授它，以為是孔子、子弓立此學說來嘉惠于后代。這就是子思、孟軻的罪過了。　　至于總括治國的方針策略，端正自己的言論行動，統一治國的綱紀法度，從而匯聚天下的英雄豪杰，把根本的原則告訴給他們，拿最正確的道理教導他們；在室堂之內、竹席之上，那圣明帝王的禮義制度集中地具備于此，那太平時代的風俗蓬勃地興起于此。上述六種學說是不能侵入這講堂的，那十二個人是不能接近這講席的。他們雖然沒有立錐之地，但天子諸侯不能與之競爭名望；他們雖然只是處在一個大夫的職位上，但不是一個諸侯國的國君所能單獨任用，不是一個諸侯國所能單獨容納，他們的盛名比同于諸侯，各國諸侯無不愿意讓他們來當自己的臣子。這是圣人中沒有得到權勢的人啊，孔子、子弓就是這種人。　　統一天下，管理萬物，養育人民，使天下人都得到好處；凡能到達的地方，沒有人不服從，上述六種學說立刻消聲匿跡，十二個人也棄邪從正。這是圣人中得到了權勢的人啊，舜、禹就是這種人。　　當今講究仁德的人該致力于什么呢？上應師法舜、禹的政治制度，下應師法仲尼、子弓的道義，以求消除上述十二個人的學說。像這樣，那么天下的禍害除去了，仁人的任務就完成了，圣明帝王的事跡也就彰明了。　　相信可信的東西，是確信；懷疑可疑的東西，也是確信。尊重賢能的人，是仁愛；卑視不賢的人，也是仁愛。說得恰當，是明智；沉默得恰當，也是明智。所以懂得在什么場合下沉默不言等于懂得如何來說話。話說得多而合乎法度，便是圣人；話說得少而合乎法度，就是君子；說多說少都不合法度而放縱沉醉在其中，即使能言善辯，也是個小人。用盡力氣而不合于民眾的需求，就叫做奸邪的政務；費盡心思而不以古代圣王的法度為準則，就叫做奸邪的心機；辯說比喻起來迅速敏捷而不遵循禮義，就叫做奸邪的辯說。這三種奸邪的東西，是圣明的帝王所禁止的。生性聰明而險惡，手段狠毒而高明，行為詭詐而巧妙，言論不切實際而雄辯動聽，辯說毫無用處而明察入微，這些是政治方面的大禍害。為非作歹而又很堅決，文過飾非而似很完美，玩弄奸計而似有恩澤，能言善辯而違反常理，這些是古代特別加以禁止的。聰明而不守法度，勇敢而肆無忌憚，明察善辯而所持論點怪僻不經，荒淫驕奢而剛愎自用，喜歡搞陰謀詭計而同黨眾多，這就像善于奔走而誤入迷途、背著石頭而失足掉下，這些都是天下人所拋棄的啊。　　使天下人對自己心悅誠服的辦法是：高高在上、職位尊貴，但不因此而傲視別人；聰明睿智、通達事理，但不因此而使人難堪；才思敏捷、迅速領悟，但不在別人面前搶先逞能；剛強堅毅、勇敢大膽，但不因此而傷害別人。不懂就請教，不會就學習；即使能干也一定謙讓，這樣才算有道德。面對君主就奉行做臣子的道義，面對鄉親就講求長幼之間的道德標準，面對父母兄長就遵行子弟的規矩，面對朋友就講求禮節謙讓的行為規范，面對地位卑賤而年紀又小的人就實行教導寬容的原則。無所不愛，無所不敬，從不與人爭執，心胸寬廣得就像天地包容萬物那樣。像這樣的話，那么賢能的人就會尊重你，不賢的人也會親近你。像這樣如果還不對你心悅誠服的，那就可以稱之為怪異奸滑的人了，即使他在你的子弟之中，刑罰加到他身上也是應該的。《詩》云：“并非上帝不善良，是紂王不用舊典章。雖然沒有老成之臣，還有法典可依循。竟連這個也不聽，王朝因此而斷送。”說的就是這個。　　古代所說出仕的官員，是樸實厚道的人，是和群眾打成一片的人，是樂于富貴的人，是樂意施舍的人，是遠離罪過的人，是努力按事理來辦事的人，是以獨自富裕為羞恥的人。現在所說的出仕的官員，是污穢卑鄙的人，是破壞搗亂的人，是恣肆放蕩的人，是貪圖私利的人，是觸犯法令的人，是不顧禮義而只貪求權勢的人。　　古代所說的不出仕的隱士，是品德高尚的人，是能恬淡安分的人，是善良正派的人，是知道天命的人，是彰明正道的人。現在所說的不出仕的隱士，是沒有才能而自吹有才能的人，是沒有智慧而自吹有智慧的人，是貪得之心永不能滿足而又假裝沒有貪欲的人，是行為陰險骯臟而又硬要吹噓自己謹慎老實的人，是把不同于世俗作為自己的習俗、背離世俗而獨行自高的人。　　士君子所能做到的和不能做到的是：君子能夠做到品德高尚而可以被人尊重，但不能使別人一定來尊重自己；能夠做到忠誠老實而可以被人相信，但不能使別人一定相信自己；能夠做到多才多藝而可以被人任用，但不能使別人一定任用自己。所以君子把自己的品德不好看作恥辱，而不把被人污蔑看作恥辱；把自己不誠實看作恥辱，而不把不被信任看作恥辱；把自己無能看作恥辱，而不把不被任用看作恥辱。因此，君子不被榮譽所誘惑，也不被誹謗所嚇退，遵循道義來做事，嚴肅地端正自己，不被外界事物弄得神魂顛倒，這叫做真正的君子。《詩》云：“溫柔謙恭的人們，是以道德為根本。”說的就是這種人啊。　　士君子的儀容是：帽子高高豎起，衣服寬寬大大，面容和藹可親，莊重，偉岸，安泰，瀟脫，寬宏，開闊，明朗，坦蕩，這是做父兄的儀容。那帽子高高豎起，衣服寬寬大大，面容謹慎誠懇，謙虛，溫順，親熱，端正，勤勉，恭敬，追隨左右，不敢正視，這是做子弟的儀容。　　我告訴你們那些學者的怪模樣：那帽子向前而低俯，那帽帶束得很松，那面容傲慢自大，自滿自足，時而跳來跳去，時而一言不發，或瞇起眼睛東張西望，或睜大眼睛盯著不放，似乎要一覽無余的樣子。在吃喝玩樂的時候，就神情迷亂，沉溺其中；在行禮節的時候，就面有怨色，口出怨言；在勞苦的工作之中，就懶懶散散，躲躲閃閃，茍且偷安而無所顧忌，沒有廉恥之心而能忍受污辱謾罵。這就是那些學者的怪模樣。　　帽子戴得歪斜欲墜，話說得平淡無味，學禹的跛行，學舜的快走，這是子張一派的賤儒。衣冠整齊，面色嚴肅，口里像含著什么東西似地整天不說話，這是子夏一派的賤儒。茍且偷懶怕事，沒有廉恥之心而熱衷于吃喝，總是說“君子本來就不用從事體力勞動”，這是子游一派的賤儒。那君子就不是這樣。他們雖然安逸卻不懶惰，即使勞苦也不懈怠，尊奉那根本的原則來應付各種事變，各方面處理得都很恰當，像這樣，然后才可以成為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