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人的相貌來推測禍福，古代的人沒有這種事，有學識的人也不談論這種事。　　古時候有個姑布子卿；當今的時世，魏國有個唐舉。他們觀察人的容貌、面色就能知道他的吉兇、禍福，世俗之人都稱道他們。古代的人沒有這種事，有學識的人也不談論這種事。　　觀察人的相貌不如考察他的思想，考察他的思想不如鑒別他立身處世的方法。相貌不如思想重要，思想不如立身處世方法重要。立身處世方法正確而思想又順應了它，那么形體相貌即使丑陋而思想和立身處世方法是好的，不會妨礙他成為君子；形體相貌即使好看而思想與立身處世方法丑惡，不能掩蓋他成為小人。君子可以說是吉，小人可以說是兇。所以高矮、大小、美丑等形體相貌上的特點，并不是吉兇的標志。古代的人沒有這種事，有學識的人也不談論這種事。　　據說帝堯個子高，帝舜個子矮；周文王個子高，周公旦個子矮；孔子個子高；冉雍個子矮。從前，衛靈公有個臣子叫公孫呂，身高七尺，臉長三尺，額寬三寸，但鼻子、眼睛、耳朵都具備，而他的名聲哄動天下。楚國的孫叔敖，是期思地方的鄉下人，發短而頂禿，左手長，站在軒車上個子還在車箱的橫木之下，但他卻使楚國稱霸諸侯。葉公子高，弱小矮瘦，走路時好像還撐不住自己的衣服似的；但是白公勝作亂的時候，令尹子西、司馬子期都死在白公手中，葉公子高卻領兵入楚，殺掉白公，安定楚國，就像把手掌翻過來似的一樣容易，他的仁義功名被后人所贊美。所以對于士人，不是去測量個子的高矮，不是去圍量身材的大小，不是去稱量身體的輕重，而只能看他的志向。高矮、大小、美丑等形體相貌方面，哪能用來評判人呢？　　再說徐偃王的形狀，眼睛可以向上看到前額；孔子的形狀，臉好像蒙上了一個丑惡難看的驅邪鬼面具；周公旦的形狀，身體好像一棵折斷的枯樹；皋陶的形狀，臉色就像削去了皮的瓜那樣呈青綠色；閎夭的形狀，臉上的鬢須多得看不見皮膚；傅說的形狀，身體好像豎著的柱子；伊尹的形狀，臉上沒有胡須眉毛。禹瘸了腿，走路一跳一跳的；湯半身偏枯；舜的眼睛里有兩個并列的瞳人。信從相面的人是考察他們的志向思想、比較他們的學問呢？還是只區別他們的高矮、分辨他們的美丑來互相欺騙、互相傲視呢？　　古時候，夏桀、商紂魁梧英俊，是天下出眾的身材；他們的體魄敏捷強壯，足可對抗上百人。但是他們人死了、國家亡了，成為天下最可恥的人，后世說到壞人，就一定會拿他們作例證。這并不是容貌造成的禍患啊。信從相面的人見聞不多，所以談論起來才是這樣的不高明。　　現在世上犯上作亂的人，鄉里的輕薄少年，沒有不美麗妖艷的，他們穿著奇裝異服，像婦女那樣裝飾打扮自己，神情態度都和女人相似；婦女沒有誰不想得到這樣的人做丈夫，姑娘沒有誰不想得到這樣的人做未婚夫，拋棄了自己的親人、家庭而想私奔他們的女人，比肩接踵。但是一般的國君羞于把這種人作為臣子，一般的父親羞于把這種人當作兒子，一般的哥哥羞于把這種人當作弟弟，一般的人羞于把這種人當作朋友。不久，這種人就會被官吏綁了去而在大街鬧市中殺頭，他們無不呼天喊地號啕大哭，都痛心自己今天的下場而后悔自己當初的行為。這并不是容貌造成的禍患啊。信從相面的人見聞不多，所以談論起來才是這樣的不高明。說到這兒，那么在以相貌論人與以思想論人兩者之間將贊同哪一種意見呢？　　人有三種不吉利的事：年幼的不肯侍奉年長的，卑賤的不肯侍奉尊貴的，沒有德才的不肯侍奉賢能的，這是人的三種禍害啊。人有三種必然會陷于困厄的事：做了君主卻不能愛護臣民，做了臣民卻喜歡非議君主，這是人使自己必然陷于困厄的第一種情況；當面不順從，背后又毀謗，這是人使自己必然陷于困厄的第二種情況；知識淺陋，德行不厚，辨別是非曲直的能力又與別人相差懸殊，但對仁愛之人卻不能推崇，對明智之士卻不能尊重，這是人使自己必然陷于困厄的第三種情況。人有了這三不祥、三必窮的行為，如果當君主就必然危險，做臣民就必然滅亡。《詩》云：“下雪紛紛滿天飄，陽光燦爛便融消。人卻不肯自引退，在位經常要驕傲。”說的就是這種情況啊。　　人之所以成為人，是因為什么呢？我要說：因為人對各種事物的界限都有所區別。餓了就想吃飯，冷了就想取暖，累了就想休息，喜歡得利而厭惡受害，這是人生來就有的本性，它是無須依靠學習就會這樣的，它是禹與桀所相同的。然而人之所以成為人，并不只是因為兩只腳而身上沒有毛，而是因為對各種事物的界限都有所區別。現在那猩猩的形狀與人相似，也是兩只腳，只是有毛罷了，可是君子卻嘗它的肉羹，吃它的肉塊。所以人之所以成為人，并不只是因為他們兩只腳而身上沒有毛，而是因為他們對各種事物的界限都有所區別。那禽獸有父有子，但沒有父子之間的親情；有雌有雄，但沒有男女之間的界限。而作為人類社會的道德規范，它對所有的事物界限都要有所區別。　　對各種事物的界限加以區別沒有比確定名分更重要的了，確定名分沒有比遵循禮法更重要的了，遵循禮法沒有比效法圣明的帝王更重要的了。圣明的帝王有上百個，我們效法哪一個呢？那我就要說：禮儀制度因為年代久遠而湮沒了，音樂的節奏因為年代久遠而失傳了，掌管禮法條文的有關官吏也因與制定禮法的年代相距久遠而使禮法有所脫節了。所以說：想要觀察圣明帝王的事跡，就得觀察其中清楚明白的人物，后代的帝王便是。那所謂后代的帝王，就是現在統治天下的君王；舍棄了后代的帝王而去稱道上古的帝王，拿它打個比方，這就好像舍棄了自己的君主去侍奉別國的君主。所以說：要想觀察千年的往事，那就要仔細審實現在；要想知道成億上萬的事物，那就要弄清楚一兩件事物；要想知道上古的社會情況，那就要審察現在周王朝的治國之道；要想知道周王朝的治國之道，那就要審察他們所尊重的君子。所以說：“根據近世來了解遠古；從一件事物來了解上萬件事物，由隱微的東西來了解明顯的東西。”說的就是這種道理。　　那些無知而胡言亂語的人說：“古今情況不同，古今之所以治亂者，其道不同。”于是一般群眾就被他們搞糊涂了。那所謂一般群眾，是才性愚昧而說不出道理、見識淺陋而不會判斷是非的人。他們親眼看見的東西，尚且可以欺騙他們，更何況是那些幾千年前的傳聞呢！那些無知而胡言亂語的人，就是近在大門與庭院之間的事，尚且可以欺騙人，更何況是幾千年之前的事呢！　　圣人為什么不能被欺騙呢？這是因為：圣人，是根據自己的切身體驗來推斷事物的人。所以，他根據現代人的情況去推斷古代的人，根據現代的人情去推斷古代的人情，根據現代的某一類事物去推斷古代同類的事物，根據流傳至今的學說去推斷古人的功業，根據事物的普遍規律去觀察古代的一切，因為古今的情況是一樣的。只要是同類而不互相違背的事物，那么即使相隔很久，它們的基本性質還是相同的，所以圣人面對著邪說歪理也不會被迷惑，觀察復雜的事物也不會被搞昏，這是因為他能按照這種道理去衡量它們。在伏羲、神農、黃帝、堯、舜這五位帝王之前沒有流傳到后世的名人，并不是那時沒有賢能的人，而是因為時間太久的緣故；在這五位帝王之中沒有流傳到后世的政治措施，并不是他們沒有好的政治措施，而是因為時間太久的緣故；夏禹、商湯雖然有流傳到后世的政治措施，但不及周代的清楚，并不是他們沒有好的政治措施，而是因為時間太久的緣故。流傳的東西時間一長，那么談起來就簡略了；近代的事情，談起來才詳盡。簡略的，就只能列舉它的大概；詳盡的，才能列舉它的細節。愚蠢的人聽到了那簡略的論述就不再去了解那詳盡的情況，聽到了那詳盡的細節就不再去了解它的大概情況。因此禮儀制度便因為年代久遠而湮沒了，音樂的節奏便因為年代久遠而失傳了。　　凡是說的話不符合古代圣王的道德原則、不遵循禮義的，就叫做邪說，即使說得動聽有理，君子也不聽。效法古代圣王，遵循禮義，親近有學識的人，但是不喜歡談論圣王，不樂意宣傳禮義，那也一定不是個真誠的學士。君子對于正確的學說，心里喜歡它，行動上一心遵循它，樂意宣傳它。所以君子一定是能言善辯的。凡是人沒有不喜歡談論自己認為是好的東西，而君子更是這樣。所以君子把善言贈送給別人，覺得比贈送金石珠玉還要貴重；把善言拿給別人看，覺得比讓人觀看禮服上的彩色花紋還要華美；把善言講給別人聽，覺得比讓人聽鐘鼓琴瑟還要快樂。所以君子對于善言的宣傳永不厭倦。鄙陋的小人與此相反，他們只注重實惠，而不顧及文采，因此一輩子也免不了卑陋庸俗。所以《周易》說：“就像扎住了口的袋子，既沒有責怪，也沒有贊譽。”說的就是這種迂腐的儒生。　　大凡勸說的難處是：懷著極其崇高的思想境界去對待那些極其卑鄙的人，帶著最能將國家治理好的政治措施去接觸那些最能把國家搞亂的人，這是不能直截了當達到目的的。舉遠古的事例容易流于謬誤，舉近代的事例容易流于庸俗，善于勸說的人在這中間，必須做到舉遠古的事例而不發生謬誤，舉近代的事例又不顯得庸俗；說話內容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動，隨著世俗的變化而抑揚；是說得和緩些還是說得急切些，是多說一些還是少說一些，都能適應情況，像阻攔流水的渠壩、矯正竹木的工具那樣控制自己；婉轉地把所要說的話都說給了對方聽，但是又不挫傷他。　　所以，君子律己像木工用墨線來取直一樣，待人像梢公用舟船來接客一樣。用墨線似的準則律己，所以能夠使自己成為天下人效法的榜樣；用舟船似的胸懷待人，所以能夠對他人寬容，也就能依靠他人來成就治理天下的大業了。君子賢能而能容納無能的人，聰明而能容納愚昧的人，博聞多識而能容納孤陋寡聞的人，道德純潔而能容納品行駁雜的人，這叫做兼容并蓄之法。《詩》云：“徐國已經來順從，這是天子的大功。”說的就是這種道理啊。　　談話勸說的方法是：以嚴肅莊重的態度去面對他，以端正真誠的心地去對待他，以堅定剛強的意志去扶持他，用比喻稱引的方法來使他通曉，用條分縷析的方法來使他明了，熱情、和氣地向他灌輸，使自己的話顯得寶貴、珍異、重要、神妙。像這樣，那么勸說起來就往往不會不被接受，即使不去討好別人，別人也沒有不尊重的。這叫做能使自己所珍重的東西得到珍重。古書上說：“只有君子才能使自己所珍重的東西得到珍重。”說的就是這種情況啊。　　君子一定是能說會道的。凡是人沒有不喜歡談論自己認為是好的東西，而君子更勝過一般人。小人能說會道，是宣揚險惡之術；而君子能說會道，是宣揚仁愛之道。說起話來如果不符合仁愛之道，那么他開口說話還不如他沉默不語，他能說會道還不如他笨嘴拙舌；說起話來如果符合仁愛之道，那么喜歡談說的人就是上等的了，而不喜歡談說的人就是下等的。所以合乎仁愛之道的言論是十分重要的。產生于君主而用來指導臣民的，就是政策與命令；產生于臣民而用來效忠于君主的，就是建議與勸阻。所以君子奉行仁愛之道從不厭倦，心里喜歡它，行動上一心遵循它，樂意談論它，所以說君子一定是能說會道的。辯論細節不如揭示頭緒，揭示頭緒不如揭示固有的名分。辯論細節能明察秋毫，揭示頭緒能明白清楚，固有的名分能治理好，那么圣人、士君子的身分就具備了。　　有小人式的辯說，有士君子式的辯說，有圣人式的辯說。不預先考慮，不早作謀劃，一發言就很得當，既富有文采，又合乎禮法，措辭和改換話題，都能隨機應變而不會窮于應答，這是圣人式的辯說。預先考慮好，及早謀劃好，片刻的發言也值得一聽，既有文采又細密實在，既淵博又公正，這是士君子式的辯說。聽他說話則言辭動聽而沒有系統，任用他做事則詭詐多端而沒有功效；上不能順從英明的帝王，下不能使老百姓和諧一致；但是他講話很有分寸，或夸夸其談，或唯唯諾諾，調節得宜；這類人足以靠口才而自夸自傲，可稱為壞人中的奸雄。圣明的帝王一上臺，這種人是首先要殺掉的，然后把盜賊放在他們的后面進行懲處。因為盜賊還能夠轉變，而這種人是不可能悔過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