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以奇用兵”。《道德經》不是兵書，但其中不排除有關于軍事方面的內容，這是我們在前面章節里已經說到的問題。例如本章講“以奇用兵”，實際上講的是軍事問題。在老子的觀念中，用兵是一種詭秘、奇詐的行為，因而在用兵時就要注意想奇法、設奇計、出奇謀，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出奇制勝。這表明，老子的用兵之計與治國安邦有截然的區別，即用兵要奇，治國要正。“以奇用兵”實際就是要變化莫測、神出鬼沒。戰爭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是國家政治無法正常運軌時不得已而采取的下策。老子反對戰爭，但戰爭卻不可避免。因此，老子在《道德經》里就不能不提出自己的見解。這個“以奇用兵”之計，不是為昏君、暴君出謀劃策，而是為弱者、為正義之師設想的。

　　再說第二層意思。老子說“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這是老子對國計民生的具體思考。胡寄窗寫道：“老子把工藝技巧認定為社會禍亂的原因，他們要求廢除工藝技巧，甚至認為盜賊之產生也是由于工藝技巧的關系”，“可見他們對工藝技巧的深惡痛絕。堅決反對工藝技巧是道家經濟思想的特點。初期儒家并不根本反對工藝之事，只不贊成儒者從事工藝，甚至有時還承認工藝的重要作用。墨家之推重工藝自不必說。戰國后期的儒法各學派，雖鄙視工藝，但尚肯定工藝之社會作用。只有道家才錯誤地把工藝看作是社會禍亂的根源。”“老子反對工藝技巧的這一觀點，非常奇特，與戰國各學派以及戰國以后各封建時期的思想都迥然不同。這一觀點本身不僅是消極落后，而且是反動的。”（《中國經濟思想史》上，第211頁）這種分析雖有其道理，但我們感到還有一些問題需要再作分辨。老子重視“無為”，重視“質樸”，重視“勤儉”，他反對工商的觀點有其指導思想的原因，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客觀地講，老子并不是籠統地、絕對地反對工商，他主要反對的是統治者借工商積斂財貨，過奢侈豪華、醉生夢死的荒淫生活，并不反對老百姓求富，因為在本章中，老子說“我無事，而民自富”。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證據。籠統地講老子反對工商業的發展，恐怕還要再找一些論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