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炯生于唐昭宗乾寧三年，卒于宋太祖開寶四年，年七十六歲。少事前蜀王衍，為中書舍人。蜀亡，歸后唐，為秦州從事。孟知詳鎮蜀替號，又為中書舍人。廣政十二年，（公元九四九年）除翰林學士。累拜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后隨孟昶歸寧，歷翰林學士，轉左散騎常待。又善長笛，太祖曾召他在偏殿吹奏。后因事罷職。以本官分司西京卒。炯性好詩歌，嘗擬白居易諷諫詩五十篇。所作詞今四十八篇。見《唐五代詞》又為趙崇祚所編花間集作序。

　　前蜀亡，歸后唐，為秦州從事。孟知祥鎮成都，歐陽炯返蜀。后蜀時官至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兼修國史。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從孟昶降宋，曾任翰林學士。開寶四年(971)嶺南平，議遣歐陽炯祭南海，炯稱病不出，被罷職，不久去世。歐陽炯能詩，“雖多而不工”。仕后蜀時曾擬白居易諷諭詩50首以獻，受到孟昶嘉獎。又善長笛，工詞。其詞多寫艷情，風格汗麗，有的流于淫靡。《蕙風詞話》說他的〔浣溪沙〕“相見休言有淚珠”，“自有艷詞以來，殆莫艷于此矣”。但他也有少數詞作，如寫南方風物的《南鄉子》、《江城子》和《漁父》等，內容與格調遠出于艷詞之上。歐陽炯還曾為《花間集》作序，述花間詞的宗旨、淵源，反映了當時這派詞人的創作態度與藝術趣味。　其詞現存40余首，見于《花間集》、《尊前集》、《唐五代詞》。事跡見《宋史·西蜀世家》、《十國春秋》。　歐陽炯之詞傳世不多，然而卻多有絕妙之筆。比如他的《清平樂》： 春來階砌，春雨如絲細。春地滿飄春杏蒂，春燕舞隨風勢。 春幡春細縷春繒，春閨一點春燈。自是春心繚亂，非干春夢無憑。雖然在意境上確實沒有出彩的地方，于一般描寫春愁的詩詞無二，但是用字的確別有特色。詩詞句句重復同一個字，五代之前早已有之，如《西洲曲》中 重復的“蓮”字。但是歐陽炯八句竟然用了十個“春”而一點不感覺別扭，真可謂之奇文也！然而不可以為這是文字游戲，詩中有此體，詞中亦缺此體不得！上闋歐陽炯從石階縫隙中長出的春草、絲細的春雨、飄落的春杏來讓人產生冬去春來，季節更替的感覺。然而“忽見陌頭楊柳色”春天已經到來，自己卻孤身一人，閨婦如何能不“悔叫夫君覓封侯”？“春幡”乃是春天出游插在鬢角的小春旗，如今丈夫在外，雖然已經到了杏花的飄飛季節，春旗還閑置在那里，無心收拾。可見閨婦在等待中的矛盾、惆悵的心情。最后兩句乃是說她做了個好夢，夢見心愛的人回家了，夢醒后卻只有思念陪伴她。歐陽炯就是這樣已不結為結，給人們留下充足的想象空間，細品其中滋味，不能不讓人擊節贊嘆！

　　歐陽炯(896-971)，益州華陽(今屬四川成都市)人。他生于唐末，一生經歷了整個五代時期。在前蜀，仕至中書舍人，國亡入洛為后唐秦州從事。后蜀開國，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六十六歲時官至宰相。廣政二十八年(965)后蜀亡國，入宋為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以本官分司西京卒，時年七十六歲。歐陽炯性情坦率放誕，生活儉素自守。他頗多才藝，精音律，通繪畫，能文善詩，尤工小詞。今存文兩篇，見《全唐文》、《唐文拾遺》。詩五首，見《全唐詩》、《全唐詩外編》、《全唐詩續拾》。詞四十七首，見《花問集》、《尊前集》。

　　歐陽炯曾擬作白居易《諷諫》詩五十篇上孟昶，惜已不傳。其長篇古詩《貫休應夢羅漢畫歌》和《題景煥畫應天寺壁天王歌》，內容充實，筆力蒼勁又具有浪漫色彩，都堪稱五代詩中佳作。他的詞也享有盛譽，影響廣泛，[菩薩蠻]、[更漏子]諸詞都從巴蜀遠播西北的敦煌。不過歐詞的風貌卻與其詩有明顯差異，多表現閨情，當其詞筆一旦觸及深有所感的內容時，還能寫出[更漏子]("三十六宮秋夜永")那樣的宮怨詞和[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那樣旨在揭示荒淫亡國的詠史佳作。歐陽炯作詞上承溫庭筠，尤擅長委婉含蓄地表達女子情懷，如[獻衷心]："見好花顏色，爭笑東風。雙臉上，晚妝同。閉小樓深閣，春景重重。三五夜，偏有恨，月明中。情未已，信曾通，滿衣猶自染檀紅。恨不如雙燕，飛舞簾櫳。春欲暮，殘絮盡，柳條空。"如此間景間情，曲曲折折、層層深入地揭示人物惜春怨別的內心感受，在五代詞中并不多見。不過歐實"(《蜀八卦殿壁畫奇異記》)的觀點相通。歐陽炯重視歌詞的形式，也重視歌詞的內容，只是他認為，曲子詞主要是為上層社會游樂歌唱"用資羽蓋之歡"的，詞是艷曲，而文人詞又不同于民間詞。因此在詞的傳統上，他特別肯定和推重李白的[清平樂]和溫庭筠詞，認為五代花間詞正是這一傳統的繼承和發展。歐陽炯詞論的這種主張有進步意義，也有局限，但它卻代表著部分花間詞人的看法，他們的創作實踐也與此基本一致。

　　歐陽炯詞，艷而質，質而愈艷，行間句里，卻有清氣往來。大概詞家如炯，求之晚唐五代，亦不多覯。其《定風波》云：“暖日閑窗映碧紗，小池春水浸晴霞。數樹海棠紅欲盡，爭忍，玉閨深掩過年華？獨憑繡床方寸亂，腸斷，淚珠穿破臉邊花。鄰舍女郎相借問，音信，教人羞道未還家。”此等詞如淡妝西子，肌骨傾城。歐陽炯所撰《花間集序》展現了花間詞的類型風格：“鏤玉雕瓊，擬化工而迥巧；裁花剪葉，奪春艷以爭鮮。是以唱《云謠》則金母詞清；挹霞醴則穆王心醉。名高《白雪》，聲聲而自合鸞歌；響遏行云，字字而便諧鳳律。《楊柳》、《大堤》之句，樂府相傳；《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爭高門下，三千玳瑁之簪；競富樽前，數十珊瑚之樹。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辭，用助嬌嬈之態。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娼風，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繡而不實。有唐已降，率土之濱，家家之香徑春風，寧尋越艷；處處之紅樓夜月，自鎖嫦娥。在明皇朝，則有李太白應制《請平樂》詞四首；進代溫飛卿，復有《金筌集》。邇來作者，無愧前人。今衛尉少卿自弘基，以拾翠洲邊，自得羽毛之異；織綃泉底，獨殊機杼之功。廣會眾賓，時延佳論，因集近來詩客曲子詞五百首，分為十卷。以炯粗預知音，辱請命題，仍為序引。昔郢人有歌《陽春》者，號為絕唱，乃名之為《花間集》。庶使西園英哲，用資羽蓋之歡；南國嬋娟，休唱《蓮舟》之引。廣正三年（940）夏四月大蜀歐陽炯序。”專文論詞，實始于歐陽炯此序。它不僅是詞集序文之濫觴，庶幾亦可視為詞論之權輿。此序介紹了《花間集》編著時間、文化背景、編選目的、風格特點，以及唐以來詞曲的演進軌跡。這無疑是花間艷詞的一篇宣言或自供，表現出以艷為美的詞學主張，用其“清艷之辭”以助歌妓演唱“嬌嬈之態”的創作功用，以及詞體在藝術方面的和律、香艷、富貴等特征,同時也確立了溫庭筠作為“花間鼻祖”的地位，準確地把握住了花間詞人的創作心態和花間詞風的總體風貌，具有彌足珍貴的詞學思想史以及文學理論價值。《花間集》的命名，是對十八家詞的贊頌，揭示了花間詞人共同的風格傾向。本為美玉，猶加雕琢；本為鮮花，尚予剪裁。“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理悠遠，山中間之。將子無死，尚復能來”。清詞麗音的《白云謠》曲，偏由神仙中人西王母唱出；美酒佳釀，又使周穆王怡然心醉。花間詞人的這類作品猶如歌于郢中的《陽春》《白雪》：或似鸞鳳之鳴，優美動聽；或如激揚清樂，聲遏行云；而字字皆與十二韻律諧和。“昔郢人有歌《陽春》者，雖為絕唱，乃命之為《花間集》”。故“花間”者，喻美文也。《花間集序》指出了花間詞人所崇尚的審美追求及其詞所具有的風格特征：富麗精工，美輪美奐，秾麗典雅。花間詞首先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幅幅綺麗的畫面。花間詞人多寫女性化了的香艷之情，描摹纖柔的心緒。花間詞人也以極大的專心和樂趣去描摹精美的物象，表現美人的冶艷。其情感是纖細纏綿的，這樣的情感憑籍細微精美的物象款款傳遞，往往把天地山川、鳥獸動物、居室用物、情狀意態等描寫得輕靈細巧，極盡精美之能事。他們用濃墨重色、鏤金錯彩、工筆細描、富麗精巧的筆調來塑造藝術形象。僅以溫庭筠為例，其詞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由綺麗華艷的辭藻染就的斑斕絢爛的色彩和風神旖旎的景致。據《花間集》所收的六十六首溫詞進行統計，視覺方面用“紅”字多達十六次，如“艷紅”、“愁紅”、“紅袖”、“紅粉”等，嗅覺方面用“香”字多達二十次，有“香車”、“香閨”、“香腮”、“香霧”等，這些訴諸感官的秾麗藻匯，使得其整個詞作籠罩在金碧輝煌、暖香醉人的氛圍之中。生活于此種環境里的富家女子，自然也是明艷動人的。溫庭筠在描摹這些女性形象時，特別注重對其頭飾、服飾的精雕細刻，僅只十余首《菩薩蠻》中就有“翠翅金縷雙鸂鶒”、“寶函鈿雀金鸂鶒”、“藕絲秋色淺，人勝參差剪”、“翠釵金作股，釵上蝶雙舞”等處，真是雕繢滿眼，美不勝收，都是借物飾和環境的華美來烘托女性的雍容華貴。由溫庭筠之詞不難看出整個花間詞偏重藝術感知、風流華美、熏香掬艷、眩目醉心的綺麗美質。

　　另一方面，《花間集序》借用樂府《楊柳》、《楊柳枝》、《大堤》、《大堤曲》、《大堤行》等歷代相沿的名曲；或古詩中的“芙蓉”（《古詩十九首》其六）、“曲渚”（何遜《送韋司馬別》）那樣的名篇，說它們曾經使文豪大家，如楚國春申君的三千門客“皆躡珠履”；如晉代石崇出示巨大的珊瑚樹以競爭高下。這樣引起“綺筵公子”、“繡幌佳人”或傳抄或演唱，盛況空前。贊古以喻今，顯然是對花間詞而發的。

　　《花間集序》指出了花間詞依聲填詞、娛賓遣興的詞體特點。音樂是聲和鸞歌、偏諧鳳律；歌詞則是楊柳之句、芙蓉之篇。這一切都是為了“助嬌嬈之態”以“資羽蓋之歡”。王國維《人間詞話》評李煜時指出：“詞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為士大夫之詞。”所謂“伶工之詞”，就是以溫庭筠等花間詞人為代表的應歌娛人之詞，其因調成言，依聲填詞，反映了詞體初期詩樂結合、雅俗合流的種種狀況，詞因此稱作“曲子詞”，花間詞為“詩客曲子詞”。

　　晚唐五代詞所配合的“燕樂”，是一種新興的融合了外來音樂因素內在的俗樂，它不像雅樂、清樂那樣中正平和，講究“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而是很有刺激性和感染力。特別是墮入到晚唐五代上層社會的享樂生活之后，燕樂中的軟媚性便大大地發展了起來。在依紅偎翠、淺斟低唱的酒宴歌席上，軟綿柔靡的曲調更能迎合欣賞者的口味。音樂的這種柔靡化也便促成了花間詞作的軟媚化。歐陽炯在《花間集序》里就詳盡地描述當時的演唱盛況：“莫不爭高門下，三千玳瑁之簪；競富樽前，數十珊瑚之樹。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正好反映了花間詞的適俗性。

　　三是對“南朝宮體”詩的看法，也指出了唐以來詞曲的演進過程。歐陽炯對唐以前的艷體詩雖無微辭，但于“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倡風”后，緊接著云：“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繡而不實。”對宮體詩有所批評，應該說還是相當客觀的。王國維于《人間詞話刪稿》中曰：“讀《花間集》、《尊前集》，令人回想徐陵《玉臺新詠》。”唐代詩人與歌妓交往是一種十分普遍的現象。“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譴懷》）。何止一個杜牧之！即使“奉儒守素”的杜甫，“唯歌生民病”的白居易，也從未諱言。“有唐已降，率土之濱，家家之香徑春風，寧守越艷；處處之紅樓月夜，自瑣嫦娥。”詞當時是由歌妓來演唱的，是一種和樂之詩。這樣，“綺筵公子”，“文抽麗錦”，“繡幌佳人”，“拍按香檀”，就成為很自然的事了。在陳、梁宮體詩中，我們看到一些寫女人的冶容媚態，錦衣繡衾，美玉佳玩。類此的人、物在花間詞中也絕不少見。所異者，在意趣，在情味，在雅俗。前者抱的是狎邪態度，猥褻情懷；而后者則景真情切，典雅奇麗，多為佳構。因此，歐陽炯標舉李白和溫庭筠：“在明皇朝，則有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四首，近代溫飛卿復有《金筌集》。”并云“邇來作者，無愧前人”。贊許韋莊以及眾多的詩客曲子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