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世宦　　韓琦,，字稚圭，自號贛叟。相州安陽（今河南）人。于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初二（即公元1008年8月5日）出身世宦之家，其父韓國華任泉州剌史時，即宋景德年間，時任泉州知府韓國華與婢女連理生下韓琦。后隨父韓國華遷相州，遂為安陽（今屬河南）人。父韓國華累官至右諫議大夫。韓琦3歲父母去世，由諸兄扶養，“既長，能自立，有大志氣。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純一，無邪曲，學問過人”。

嶄露頭角　　天圣五年（1027年），弱冠之年考中進士，名列第二，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今屬山東）。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景祐元年（1034年）九月，遷開封府推官。二年十二月，遷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三年八月，拜右司諫。　　韓琦在擔任諫官的三年時間內，敢于犯顏直諫，諍言讜議，“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為急，前后七十余疏”，尤其以寶元元年（1038年）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為知名。當時災異頻繁發生，流民大批出現，而當朝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卻束手無策，“罕所建明”。韓琦連疏四人庸碌無能，痛陳宋朝八十年太平基業，絕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毀壞”，結果四人同日罷職，名聞京華。他還嚴厲抨擊當時“貨賂公行”、“因緣請托”的社會風氣和“僥幸日滋，賞罰倒置，法律不能懲有罪，爵祿無以勸立功”的官場腐敗作風，建議宋仁宗先從朝廷內部“減省浮費”、“無名者一切罷之”。名相王曾稱贊他說：“今言者不激，則多畏顧，何補上德？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　　寶元二年（1039年），四川旱災嚴重，饑民大增，韓琦被任命為益、利路體量安撫使。他到四川后，首先減免賦稅，“逐貪殘不職吏，汰冗役數百”，然后將當地官府常平倉中的糧食全部發放給貧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設稠粥，救活饑民多達190萬人，蜀民無不感激地說：“使者之來，更生我也。”

出兵西夏　　自從原來臣服宋朝的西夏國主李元昊稱帝，公開與宋朝對抗以來，與夏鄰界的陜西形勢就非常吃緊。韓琦從四川剛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詳細剖析了陜西邊備形勢，隨即被任命為陜西安撫使。到了陜西，他看到苛捐雜稅很重，百姓非常窮苦，便一律予以免除。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大舉圍攻延州（今陜西延安），守將劉平、石元孫在三川口（今陜西安塞東）兵敗被俘，鎮守延州的范雍降職他調，韓琦大膽推薦被誣為“薦引朋黨”而被貶越州（今浙江紹興）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說：“若涉朋比，誤國家事，當族。”五月，韓琦與范仲淹一同被任命為陜西經略安撫副使，充當安撫使夏竦的副手。韓琦主持涇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在對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見分歧。韓琦持強硬立場，力主攻策，與夏軍決戰，認為拖延時日，財政日絀，難以支撐，況且“元昊雖傾國入寇，眾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為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則力主守議，反對貿然進攻，主張持久防御，在加強軍備的前提下，乘便擊討，不贊成深入敵境的進攻戰。夏竦難以定奪，即派韓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進呈朝廷，請仁宗自己決定。仁宗幻想一舉解決問題，于是決定采用韓琦攻策，并下詔鄜延、涇原兩路會師，定期于慶歷元年（1041）正月進攻，后從范仲淹請求改為春暖出師。

兵敗遭貶　　慶歷元年春，元昊在伺機攻宋前，向宋軍詐和，被韓琦識破。他對部下說：“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令諸將嚴加防守。二月，元昊率10萬大軍進攻渭州（今甘肅平涼），直逼懷遠城（今寧夏固原西）。韓琦聞訊，急派大將任福領兵1.8萬人，桑懌為先鋒，前往抵御，進行阻擊。行前，韓琦向任福面授機宜，命令他們繞到夏軍背后，可戰則戰，不可戰則據險設伏，截其歸路，并再三叮囑：“茍違節度，雖有功，亦斬。”任福在張家堡南打了個小勝仗，于是貪功輕進。夏軍佯敗退走，沿途遺棄不少物資，宋軍不知是計，輕裝猛追至渭州北邊之好水川（今寧夏隆德西）。當時，夏軍在好水川里邊放了幾個木盒子，宋軍只聽盒子里有鳥叫聲，不敢輕動。任福到時，命令打開，只見一百多只鴿子飛躍而出，盤旋在宋軍上空。宋軍正在驚疑之時，夏軍已從四面合圍。宋軍雖英勇戰斗，怎奈人馬三日乏食，疲憊不堪，宋軍大敗，6000余人陣亡，任福等將校軍官數百人亦死于難。韓琦立即下令退軍，在半路中，陣亡將士的父兄妻子幾千人，號泣于馬首前，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說：“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當時哀慟之聲震天地，韓琦掩泣駐馬不能行進。好水川之戰，元昊得勝，十分猖狂，使人作詩，投擲宋境，諷刺說：“夏竦何曾聳？韓琦未足奇。滿川龍虎輩，猶自說兵機。”宋軍兵敗好水川，雖不是韓琦親自指揮，但貿然出兵，用人不當，也難辭其咎。　　戰后宋廷追究敗軍之責，撤去了夏竦的職務，韓琦、范仲淹也被調職他用。韓琦降為右司諫、知秦州，范仲淹降為戶部員外郎、知耀州（今陜西耀縣）。十月，宋廷分陜西為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并各兼本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二年四月，韓琦受任秦州觀察使。閏九月，宋軍又大敗于定川寨（今寧夏固原西北），大將葛懷敏戰死，主持涇原路軍務的王沿被降職他調。十一月，朝廷采納了范仲淹的建議，韓、范二人屯駐涇州（今甘肅涇川），共守西陲。自好水川敗后，韓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議，兩人同心協力，互相聲援。由于兩人守邊疆時間最長，又名重一時，人心歸服，朝廷倚為長城，故天下人稱為“韓、范”。邊塞上傳誦這樣的歌謠：“軍中有一韓，西夏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夏聞之驚破膽。”

慶歷新政　　西夏在戰爭中雖多次獲勝，但損失也很大，人心厭戰，民怨沸騰，于是宋夏開始轉入曠日持久的“慶歷議和”。在邊界形勢稍趨緩和的情況下，慶歷三年（1043）四月，韓琦、范仲淹奉調回京，同任樞密副使（樞密使為杜衍）。當時國子監直講石介聽說韓、范二人來朝中供職，特意寫了一首《慶歷圣德詩》，其中稱贊韓琦說：“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豈視店楔。其人渾樸，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周）勃。琦汝副（杜）衍，知人予哲。” 　　宋夏轉入和議后，韓琦、范仲淹等入朝為執政大臣。一時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稱譽，仁宗也想勵精圖治，有所作為，因而特別禮遇韓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并催促他們盡快拿出救世方案。當時元昊以契丹為后援，在宋夏和議中態度強硬，向宋朝要挾“歲賜、割地、不稱臣、弛鹽禁、至京市易、自立年號、更兀卒為吾祖，巨細凡十一事”，宰相晏殊及兩府大臣大多厭戰，“將一切從之”，韓琦堅決反對。慶歷三年七月，他上《論備御七事奏》，認為當務之急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接著又陳述救弊八事，即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幸，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面對北宋中期積貧積弱的國勢，韓琦提出以整頓吏治，選拔人才為主要內容的改革措施，與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項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時弊。這次由范仲淹主持，韓琦、富弼等人積極參與的政治改革，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慶歷新政”。　　八月，范仲淹任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積極推行各項新政措施。是年，陜南大旱，饑民紛紛加入張海、郭邈山等領導的農民起義隊伍。仁宗命韓琦宣撫陜西。韓琦調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戰的官軍，迅速鎮壓了起義，同時鑒于災情嚴重，還采取了一些果斷措施：選派官吏分赴各州縣，發放官糧賑濟饑民；蠲免各種苛雜的賦役；考察官吏，賢能的提升，庸陋的罷免；將軍隊中老弱不堪征戰者淘汰1萬余人，以減少用度。四年春，韓琦宣撫陜西回到汴京。五月，上陳西北邊防攻守四策，以為“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密定討伐大計”。　　慶歷新政的實施，遭到了一些守舊派官僚的激烈反對。他們誣告新政官僚結成朋黨，欺罔專權。尤其是夏竦施展詭計，陷害富弼。范仲淹不自安，遂于慶歷四年六月以防秋為名，宣撫陜西、河東。八月，富弼宣撫河北。到了五年正月，執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都被貶職出朝。韓琦為人爽直，對于軍政大事，向來是“必盡言”，他雖為樞密副使，主管軍事，但事關中書的事，他也要“指陳其實”，有的同僚不高興，仁宗卻了解他，說“韓琦性直”。對于范仲淹、富弼的貶謫，韓琦挺身而出，據理辨析，但沒有結果。三月，韓琦也因陳述十三條理由，支持尹洙反對修建水洛城（今甘肅莊浪）而被貶出朝，罷樞密副使，以資政殿學士出知揚州。至此，主持慶歷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暫的“新政”以失敗告終。

治軍有方　　韓琦在地方官任上，治軍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設條教，葺帑廩，治武庫，勸農興學，人人樂其愷悌”。慶歷七年（1047）五月，韓琦為京西路安撫使，自揚州徙知鄆州（今山東東平）。十一月，王則在貝州（今河北清河）發動兵變，后被文彥博、明鎬鎮壓。十二月，韓琦徙知成德軍（今河北正定）。八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定州久為武將鎮守，士兵驕橫，軍紀松弛，韓琦到任后首先大力整頓軍隊，采取恩威并行辦法，對那些品行惡劣的士兵毫不留情地誅殺，而對以死攻戰的則予以重賞，后來他又研究唐朝名將李靖兵法，仿作方圓銳三陣法，命令將士日月操練，結果定州軍“精勁冠河朔”。　　皇祐五年（1053）正月，韓琦以武康軍節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當時在河東路擔任走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為人貪恣，仗勢不法。韓琦上奏，請朝廷將其召回，如不調走，必依法嚴懲。仁宗只好令廖回京，并行之以鞭刑。并州所轄地區與契丹接壤，鄰邊的天池廟（今山西寧武西南）、陽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陽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韓琦派人與契丹頭領據理交涉，收回了這些地方，并立石為界。宋初大將潘美鎮守河東時，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邊百姓遷徙內地，致使邊塞大片耕地荒廢不耕。慶歷四年歐陽修奉使河東時，就曾建議解除代州（今山西代縣）、寧化軍（今山西寧武西南寧化堡）、岢嵐軍（今山西岢嵐）、火山軍（今山西河曲南）沿邊之地禁耕令，以增產糧食，供應邊防軍需，卻為軍帥明鎬所阻。十余年后，韓琦于至和二年（1055）春再次建議，才得以實行，開墾田地9600頃。　　至和二年二月，韓琦以疾自請改知相州。在家鄉，建造晝錦堂于州署后園。嘉祐元年（1056）七月，韓琦被召還為三司使。八月，拜樞密使。三年六月，韓琦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韓琦就職朝廷樞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難題就是仁宗的建嗣問題。仁宗三個兒子早亡，皇嗣遲遲未定，而從至和三年（1056）開始，仁宗就時常犯病，一時人心恐慌，議論紛紛。大臣們接連上疏，極力勸說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當中尤以包拯、范鎮言辭懇切，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五六年過去，到了嘉祐六年（1061），韓琦再提建儲之事，認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并與參知政事歐陽修等人再三苦勸，仁宗終于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趙允讓之子宗實（賜名趙曙）為皇太子。七年九月，韓琦封儀國公。　　嘉祐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病死。趙曙即帝位，是為宋英宗。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慈圣太后曹氏垂簾聽政。皇太后思想守舊，一些宦官不斷向太后說英宗壞話，致使兩宮嫌隙萌生，關系頗為緊張。為了調解兩宮矛盾，韓琦和歐陽修費了不少精力。韓琦、歐陽修進見太后，太后嗚咽流淚，訴說自己的委屈，并說：“老身殆無所容，須相公作主！”韓琦說：“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歐陽修也一道委婉勸說。見到英宗，英宗則又對韓琦說：“太后待我無恩。”韓琦勸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余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從此以后，兩宮關系漸漸緩和。治平元年（1064）五月，英宗病愈，在韓琦的勸說催促下，皇太后撤簾，降手書還政。閏五月，韓琦進右仆射，封魏國公。　　韓琦身為宰相，卻始終以邊事為念，他曾多次就邊防問題向英宗陳說方略，建議在河北、河東、陜西等路“籍民為兵”，以為“義勇”，三丁選一，于手背刺字，農閑練兵，戰時防御，既可增強軍事力量，也能減少冗兵軍費。　　治平三年冬，英宗病重，再度建嗣問題表面化。韓琦進言說：“陛下久不視朝，愿早建儲，以安社稷。”英宗點頭同意，于是確立潁王趙頊為皇太子。四年正月，英宗病死，趙頊即位，是為宋神宗。韓琦拜司空兼侍中。　　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彈劾韓琦，說他自嘉祐以來，專執國柄，君弱臣強，且“不赴文德殿押班”，專權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在誣告，罷了他的官職，但韓琦仍堅決辭職。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為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韓琦辭退所授兩鎮，后改為淮南節度使。正在這時，宋守邊大將種諤擅自對西夏發起突襲，一舉攻占綏州（今陜西綏德），邊界氣氛驟然緊張，朝廷憂慮。韓琦在尚未赴任的情況下，又奉旨改判永興軍（今西安），經略陜西。朝中一些大臣認為綏州孤絕難守，主張放棄。韓琦堅決反對。一個月后，西夏國主李諒詐去世，戰事暫告平息。　　熙寧元年（1068）七月，韓琦復判相州。在相州任上還未滿三個月，河北地震，黃河決口，大批災民流離失所。神宗賜手詔給韓琦，讓他遷判重災區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并被準許便宜從事。大名之任長達五年，恰逢神宗任用王安石變法，他堅決抵制。　　熙寧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為參知政事，開始進行變法。九月，頒行“青苗法”。三年二月，韓琦上疏反對青苗法，認為青苗法不論貧富，一律按戶等配借青苗錢，上三等戶及坊郭大戶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貸給青苗錢，這種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濟困乏”。神宗看了韓琦的奏疏，一度動搖了變法決心。他對執政大臣說：“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乎？”王安石將韓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條例司”，逐條批駁，公布于天下。后來韓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后，韓琦還對“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對意見。針對遼朝利用宋朝與西夏戰爭和國內危機時要求割讓領土，韓琦也表示應該拒絕遼朝的無理要求，獻策加強防范，增強對遼朝的軍事準備，用武力抗擊侵略，洗雪舊恥。“臣今為陛下計，宜遣報使，且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它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墮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　　熙寧六年二月，韓琦還判相州，第三次為官家鄉，終于實現了“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的愿望。熙寧八年（1075）六月在相州溘然長逝，享年68歲。神宗御撰墓碑：“兩朝顧命定策元勛”。謚忠獻，贈尚書令。　　韓琦“相三朝，立二帝”，當政十年，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歐陽修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